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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曰須言之有物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屍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夐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麵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為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薑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曆史進化之眼光觀之，絕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遊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