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票號業務繁盛之際，卻遇到了新的困難。
首先是來自現代銀行的挑戰。
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之後，到公元一九一一年，國內一共設立了官辦和商辦銀行十七家。他們所擁有的資曆雖各不相同，但都以開展彙兌為主要業務之一，這便使一向以彙兌業務為主的票號受到影響。
掌握中國通商銀行全權的盛宣懷就說過：“惟承彙官商款項，必須格外遷就招徠”，“通商銀行不賺亦要收，況西號（按：指票號）亦未必有此章程。”
顯然，通商銀行是針對票號而爭奪彙兌業務。
此後，盛宣懷又懇求清政府“敕下戶部通行各省關，嗣後凡存解官款，但係有通商’銀行之處，務須統交銀行收有彙解”。經過盛宣懷的多方拉攏，使通商銀行在官款的收存和彙解上也獲得了一定的數額。
之後，戶部銀行和交通銀行分別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和光緒三十三年（1907）成立。他們利用清政府的特權，對票號的業務造成了更大的威脅。
戶部銀行總號在北京、上海、天津、漢口、庫倫、恰克圖、張家口、煙台、青島、營口、奉天等地都設有分號。
公元一九〇六年，清政府批準，凡設有戶部銀行分支行處的地方“應行彙解存儲款項，均可隨時與該行商辦”。接著，在《議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規定：“凡各省如有應行彙解部之款，一律由戶部銀行總交京師，其未設銀行之處，暫仍其舊，待銀行成立之後，再改新章”。這些規定嚴重地影響了票號的彙兌業務。
通商、戶部、交通銀行利用各自所握的權力，在彙兌業務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號一向占有的優越地位。
據統計，公元一九〇六年票號彙兌公款額達二千二百五十餘萬銀兩，其後逐漸下降，到公元一九一一年隻剩下五百三十萬銀兩，幾乎減少四分之三以上。
其次，外國在華銀行也極力與中國票號爭奪彙兌業務。
從二十世紀初始，外國銀行在華勢力日益擴張，對票號的業務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如天津對上海的棉紗款項年彙兌額約一千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竟占一半，中國錢莊銀號經辦的約占百分之三十，而票號經辦的隻占百分之二十。江西巡撫李勉林曾說：“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按：指山西票號）之利，稍為所有。”
所以，國內銀行和外國銀行勢力擴展對票號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票號經營漸見困難。
光緒三十四年（1908），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要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否則將會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所以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也就是說票號大勢已去，隻有改組為銀行才有出路。
李宏齡便與遊曆過日本的祁縣票商渠楚南等一起，聯合京都祁、太、平三幫票莊，致函山西總號，要求改組銀行。同時致電各地票莊，征求意見。各地票莊紛紛來函，表示響應京都票莊的建議，要求改組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