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創大業、辦大事，首先要學會用人，用人是一門學問。”劉鴻生深深懂得，用人即是把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好人有好人的用處，壞人有壞人的用處，全才有全才的用處，偏才有偏才的用處。要學會善於使用他們。”
（1）以禮待士，以利盡其才
20年代初，劉鴻生成了“煤炭大王”並著手創辦其他企業，就用心搜尋一個既能理財，又廣有智謀的人才，作為助手與參謀。他覺得劉備在新野有了點小小根基就渴求賢才，三顧茅廬請諸葛，如今自己的根基已然不薄，勢必需要諸葛亮一類的人物來相輔佐了。可說起來易，做起來並不易。因為經過實踐固然可斷定是否人才，可初始的時候卻很難判斷，一旦將庸人當人才那損失可就大了。因此，劉鴻生在尋求的基礎上認真識別有用之才。憑他的頭腦精明與觀察敏銳，他很快就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姓華名潤泉，曾留學英、日，當時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任總會計師，是個精通法律又極擅會計的專家，而且為人機變，足智多謀。對此，劉鴻生早有耳聞，又經過一段認真地考察，認定是個理想的幫手，就決心請為己用。
第一次造訪華府，盡管劉鴻生談吐不凡，執禮甚恭，態度懇切，華潤泉仍覺得他年紀太輕，根基不夠太深，雖未謝絕，亦未應允。
第二次較第一次效果為佳，卻仍未最後敲定。
第三次劉鴻生不僅帶來了重禮，還奉上了第一個月的高薪，並重申重諾。華潤泉見劉鴻生不僅態懇意誠，而且所許條件優厚，就毅然辭去收入豐厚的總會計師職務，投效了劉鴻生。
他也果不負劉鴻生的厚望，在劉氏的幾大企業中起了很大作用，成了劉鴻生的第一號智囊人物，因此被時人冠以“華太師”的稱號與“諸葛亮”的別號，既有“三顧”之實在先，又有“諸葛亮”之稱繼後，人們也自然聯想到劉鴻生恰如“劉備”。劉鴻生也果有劉備的用人之能。到了1933年，由於企業逐步發展，劉氏收支日益頻繁，舊賬房年老已不能適應，劉鴻生就安排華潤泉接替了老總管曹裕堂，以其所精通的新式會計製度當起了總賬房，亦即總管家。組辦保險公司、創辦銀行的一些具體辦法就是華潤泉為劉鴻生謀劃的。其中挽救章華毛紡公司更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章華毛紡公司，就是劉鴻生從浦西拆來日暉織呢廠重建於浦東周家渡的原章華毛絨紡織廠，始建於1929年。到了1931年即受到了意外的、強烈的衝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毛紡織品來勢洶洶，而事變又引起了災亂相乘，購買力降低，毛紡公司困難重重，於1931年11月至1932年10月的不足一年時間內四易經理，仍是無法挽回頹勢。劉鴻生毫不慌亂，而是與華潤泉認真磋商後，采取了果決措施：先引咎自責，辭去了在章華的總經理一職，僅仍自任董事長；緊接著，接受華潤泉的推薦，請華潤泉的外甥、與中華銀行關係密切的程彭年為總經理，索性又請華潤泉的兒子華爾康就任襄理並兼發行業務課主任，並要華潤泉出任常務董事，同時毅然割愛，砍出他的80萬元股金的1/4，即20萬元，交由華潤泉分贈給程彭年12萬，華爾康8萬。
家人、親友中大多數人甚為不解，並相繼向劉鴻生道出了他們的擔心：
“如此一來，豈不是把章華全交給了華家？再說又何必贈那麼大的數目，值得麼？”
劉鴻生笑而不答，隻對他的兒子說出了心裏話：
“這幾年各業都不景氣，我又做了招商局的局長，忙不勝忙，許多細節不及過問。章華困難重重，我不能隻去顧它，還有比它重要得多的待我自理呢。既然把章華交給了程彭年，就是不想由華家左右，也得由華家左右了。再安排別人又有何用？弄不好反而易生掣肘與借口。如今全部交由華家主持，他們同心合力、盡心盡力，定會有成效的，總比管理不及，白受托累與賠損要強的。至於贈送股份嘛，那更不算什麼了。倘章華的困境不改，幾年後賠損的恐怕何止十萬、八萬？莫忘了一句古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況有了他們那麼多的股份能不竭盡全力地設法重振章華嗎？放心吧，要不了多久，就會賺更多的錢的，他們兩個分一萬，我可就得三萬哪，總比賠了強，總比他們多，不讓人家多得利，自己怎麼能得大利？”
這也正是他“也許別人賺錢”的原則的一個注腳。
果不出劉鴻生所料，事關名聲與信譽，更關係著重大的切身利益，華家父子與程彭年盡心謀劃，使出了周身解數。
程彭年一入章華便賣力地解決了一大難題，即資金困乏問題，是他那中華銀行的關係發揮了作用。接著，就在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改善與加強措施；建立起一套成本會計製度，以監督生產；聘了一些留學生、大學畢業生擔任工程技術人員；招聘一部分有文化有經驗的管理人員；深入調查市場，供其所需，如察知市場上粗呢有普遍需求的趨勢，便決定當即上粗呢，迎合了需求；將工人的勞動時間從原來的每班十小時，延長至每班十二小時，即所謂“六進六出”，雖然薪水支出增多了，可賺的仍是大頭。
如此一來，章華很快便扭轉了局麵，並向盈利發展，粗呢之外，還發了一筆“時髦”財：1933年“抵製日貨”情緒高漲，劉鴻生又投準了這一良機，告訴章華立即投產一種新種類的毛織品，要考慮價格相宜與男女適用，名字上要有反日色彩。程彭年，特別是華潤泉親自坐鎮當即作出相應反應：很快地生產出一種新呢料，由於質料薄，價格不高，顏色多為藏青，也有部分墨綠與元色，很適宜做中山裝與旗袍的原料，男女鹹宜，特別是因其標有愛國主義色彩的商標：“九一八”薄嗶嘰，更使其吸引力大增，因而銷路極好。
劉鴻生通過宋子文、孔祥熙、朱家驊（當時任國民黨的“交通部長”，招商局即屬交通部管轄）、杜月笙等人，一靠交情，二靠“贈送”打通了關節，同時及時滿足了經手人員的需求，全部承攬了國民黨部隊的軍用呢料，上海郵電部門的製服用料及部分學校的校服用料，使章華的生意日益紅火，而大賺的果然還是劉鴻生！
（2）理解人才，保護人才
1919年冬，在火柴廠開工前，劉鴻生赴日本考察磷寸株式會社的火柴廠時，就留意聘請技術人員，經過挑選，以高薪聘請一位日本技師，開工前夕即來蘇州鴻生火柴廠，講定傳授技術，培訓工人。可想想又不放心，就又留心抓緊查訪，從朋友們推薦的幾個人中，他選中了林天驥。林天驥曾留學美國，並獲得了化學博士的學位，歸國後曾做過瀘江大學的化學教授，為人沉穩，注重學問。一麵之下，劉鴻生便看中了，便以每月200元的高薪聘為鴻生火柴廠的總工程師。後來的雄辯的事實證明劉鴻生這一重大舉措是十分必要的與富有遠見性的。
那個日本技師雖享高薪，卻甚為憊賴，隻肯交出一般的配方，而對生產中的兩大關鍵問題卻不予解決：火柴頭上的氯酸鉀易於受潮以致因此而脫落；火柴盒兩側的磷片不耐久用，往往一盒火柴未用光它就先破損或脫落了。這本是日本技師分內該當解決的，可卻推三阻四，拒不解決。劉鴻生見日本技師一味藏私延宕，已無指望，就辭了這個憊賴的家夥，而委林天驥解決兩大難題，首先擇急處理解決火柴梅雨季返潮問題。可幾個月過去了，問題沒有解決，人們便不滿了起來，一些當事者不但疑慮而且發出了責難。有人甚至要求劉鴻生立即辭退林天驥。劉鴻生經過深入了解後，態度堅決而明朗地力主留任，他解釋說：
“我細細詢問與查閱了林君的勞作與實驗之過程，確已認真盡力，且頗有進展。科學之事，非同一般，需付出艱深之努力，相當長時間，並不知多少次失敗，方得成功，吾聞火柴業最先進之瑞典，設有專門技師，埋頭孜孜反複研究此事已達60餘年，方始有今日之成就，何況我國？如今林君願再以6個月為度，不論成否，屆期而止。60年與6個月，孰短孰長，何不拭目以待？渠意並非留戀，實具一種決心，必欲使其成功，並為名譽計，大有不能不得一解決火柴過黴季之道……倘明年黴季固能解決受潮問題，中國火柴全體不致為世界競爭與科學化之戰敗也！”
理解人才，保護人才，從弘揚科學與為中國火柴業與科學界爭氣增光的高度出發，充滿信心，下定決心從大局、從長遠上解決根本問題，其立足點不可謂不高，其心誌不可謂不美，其眼光不可謂不銳。
以說服有力壓下了紛紛眾議後，劉鴻生又專門找林天驥懇切地作了一次交談，鼓勵之外並作出保證。此後，他便不但保證林天驥的高薪，減除他的一切他務，專事研究，而且常常或委人或親臨存問困難，從優予以解決。
信任、決心與關照更激勵了林天驥，他不負厚望，埋頭專一，孜孜以求，終於在留試的6個月內圓滿地解決了問題，主要辦法是改用了一種美國乳膠。時序恰值返潮最劇的黴季，林天驥研究的新火柴投產銷售後，完全抗住了反潮，十分堅固，用戶甚為歡迎，一時銷量大增，原持疑慮者也與大家一道紛紛稱讚了起來，更有知機者尤讚劉鴻生有眼光，有心胸，善用人。
（3）名人效應，人際網絡
還在1920年，火柴廠已一切就緒，準備開工的時候，一個偶然的契機，使劉鴻生又萌新念，辦起了他企業的第三大支柱——水泥廠。
火柴廠創辦熱潮仍高時，頭腦高效運行的劉鴻生就在思謀另一個新問題了。那就是在煤炭銷售中出現的大量次質煙煤與煤屑問題，既占地又費勞務，且是“食之無肉，棄之有味”的“雞肋”，很令他頭疼。他曾多次試圖尋找處理途徑，卻多數行不通，惟一可行的是用做製造水泥的燃料與參料。製造水泥用劣等煙煤為燃料是可以的，而煤屑正是水泥的參料之一。可如果單純地推銷給水泥廠，一來，如今的廠家不多，二來人家也未必願買，即使買，給價也絕不會令他滿意。
正自思慮不已，有人找上門來了。
原來，上海的一家叫做生錳礦務公司的經理李翼敬很懂得水泥生產而且久有辦工廠之誌。隻是當時興辦水泥廠需資甚巨，許多人無力獨資經營，李翼敬也不例外。於是他便串通了英辦怡和華順棧的買辦劉寶餘，一道來找新崛起的百萬富翁劉鴻生。
這正中劉鴻生下懷，當即答應共同籌措，並立即著手準備，除聯絡股份外，他又展開了緊張的調查市場與熟悉業務的活動。很快便一切就緒，了然於胸：股份已聯絡20多，預計資金差不多了，水泥的有關業務知識也掌握了，大家就公舉他出麵主持。可他卻認為尚缺一主要條件：水泥是國內新興的大企業，必得有個資望深、地位高的人物主持，坐鎮，方能打開局麵與穩定大局。他年輕資淺勢難應付，可這個人到哪兒去找呢？他很快就想到了朱葆三。
朱葆三，浙江黃岩人，1848年出生，大劉鴻生40歲，現已70有2，曾是上海金融界、實業界著名領袖人物，辛亥革命後，擔任過滬軍都督府的財政總長，1914年到1919年間的上海總商會的協理、總理（即後來的會長），是個論資望，論地位都很理想的人選。劉鴻生發達以後，曾見過朱葆三，於是，略事準備便執同鄉晚輩之禮，登門造訪了。
據有關文章記述，他們的會麵交談是這樣的。
待話入正題，聽清了劉鴻生的來意，朱葆三不動聲色地問：
“諸君是怎麼興起了興辦水泥廠之念呢？”
劉鴻生端正而有據地回答道：
“晚輩等經過認真察查，我國建築的大趨勢已日漸西化，且必愈來愈為普遍，成為主導形式。而水泥乃西式建築的主要材料。不僅道路、橋梁、堤防等公用建築，即便日後的民宅、公館亦必須大量水泥，因而整個建築市場對水泥的需求必將日增月盛。歐戰前，國內水泥均為洋貨，一半來自其本國，一半來自設在其附屬國及設在我國境內之廠家。歐戰發生，致其供應銳減，國內始得自產。到目前為止，也隻有5個廠家，而且還有兩個是日資的。就年產量看，華資3廠共約百萬桶，日資兩廠共約30萬桶，總量在130萬桶左右。而據晚生認真測算，目前國內年用量已超過230萬桶，即出現百萬桶、數量近半的供差，且需求大有增進之趨勢，因此，辦廠實為市場所需，銷路當十分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