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麵看，元朝金融改革失敗與治理黃河工程是引發起義的重大因素，但從根本處來講，起義實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專製統治帶來的必然結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過是一個契機，即使沒有它們，也一樣會有這樣那樣的起義。《南村輟耕錄》記載了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元史·河渠誌》認為：“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度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真是有力的一問。
忽必烈滅掉南宋以後，發動了頻繁的對外戰爭，人民遭受元廷及其各級官吏的壓迫相當沉重。據元朝政府的官方統計，僅至元二十年（1283年）這一年，江南的大小起義“凡二百餘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陡增為“四百餘處”。對那時平民百姓的生活，《明太祖實錄》中的一段文字可成為注腳。《明太祖實錄》雲，朱元璋的父親是“勤儉忠實”之人，靠佃種地主的幾十畝地為生，風裏來，雨裏去，一年到頭，辛辛苦苦，但打下的糧食，除去交租，剩下的往往不夠一家人糊口。遇到災荒年月，糧食歉收，生活就越發困苦。怪不得朱皇帝憶起早年往事，常常眼含淚花，心潮澎湃。
人生苦況如此，社會怎麼能穩定？對於百姓而言，高層的政策和方針是重要的，因為這從政治方麵規定了他們的權利，關乎他們的存亡；然而隻有政策遠遠不夠，因為但凡政策、法規之類，隻有到達基層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層官員對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縮小或擴大，任意曲解，高層的政策再好也無濟於事。基層官員的品質雖然不高，作用卻很大。一般來說，基層政權是與老百姓密切接觸的官方代表，具有強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憑借身邊官僚的行為，親近或者分離他們對高層政策的親和程度。事實上，老百姓接觸最多的就是地方府衙裏的官員乃至那裏的吏卒。相對而言，皇帝、朝廷雖與百姓生活有千絲萬縷的聯係，直接接觸的機會則要少得多。朱元璋曾說：“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台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真是明智之語。朱元璋做了皇帝後特別重視基層官員的操守，與他早年的生活大有關係，嚴厲懲罰貪墨者，也可以從元末地方官員的貪鄙行為的泛濫中找到原因。
吃盡人間窮苦味道的朱元璋，在元朝立國之初並沒有搞起義，因為那時還能忍還想忍，實在忍不下去了又想活著，才參加了義軍。有人把朱元璋與逼上梁山的那些好漢相比，細想想，到梁山去的那些好漢，根本不存在忍受饑寒的問題，而是更高層次的“被逼”，朱元璋們卻連最低的生存條件都沒有，似乎很難與他們同日而語。朱元璋舉義旗，首先追求的是生存權，而梁山好漢追求的是政治權利。
欲使朝政穩固，社會安定，當政者必須睜大兩隻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為，也要關注下層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則國強民富的願望不止僅僅停留在紙麵上，還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引出朱元璋們。
監督似奴婢
元代的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說過一句我們聽起來有點氣餒的話。他說：“禦史台、按察司彈糾貪汙，申明冤滯，實省部諸司之藥石也。省不知與己為助，反視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來當是任者全身遠禍，閉口不言。”這可能是針對地方不理解監督所發的感慨。他又說：“按察司今已三四歲，不過翻閱故紙，鞭撲一二小吏細過而已，不聞舉動邪正，勸激勤惰。”監督的領域極其寬廣，法律規定了監督者的各種權力，如言事諫諍、彈劾官吏、司法監察、財政監督等等。胡祗遹發出的慨歎，初看與理論有些許相悖，實際卻透出一種無奈，是現實的一種寫照。我們常說監督之難，究竟難在何處？不是理論上難以表述清晰，而是實際執行起來掣肘於無形，不能對官員實行有效的監督。不能監督，而偏又不得不做出監督樣子的時候，就隻能翻讀一下舊書報，抓一抓小案子。
胡祗遹在元朝出任過許多官職，以精明幹練著稱，頗具聲譽。他的歎息，不僅僅說明元朝監察官員的生存狀況，更是專製社會監察體製的境遇。在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度下，監察官員常被驅如奴婢。譬如唐景雲二年（711年），僧人慧範自恃有太平公主撐腰，為非作歹，逼奪百姓店鋪，州縣官員見了不敢依法治理。禦史大夫薛謙光，覺得此時正該他說句公道話的時候，於是上章奏彈，不料反為太平公主誣陷，被貶為岐州刺史。唐睿宗慨歎連連：“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比為所噬，禦史繩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監察官員要行使正當權力，非得依靠皇權的保護才行，否則便在求公道之前，先做了奸佞小人的盤中餐，這種情景下監督者除了尋幾處“小吏細過”之外，還能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