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執政的十三年間，文字獄有近20起，令士人屢遭挫辱，然而仍有不怕死的硬骨頭，比如唐孫鎬上書，堅決反對對呂留良的處理，刀鋸鼎鑊在所不懼。不過總的講，已是徹底粉碎了士人的精神氣節和社會責任感，使士人變成了視皇權為馬首的奴才，甘心充當禦用者。乾隆朝的文字獄，進一步扼殺了殘存在士人心裏的憂國憂民精神，以皇帝是非為是非，不敢多說一句話，低眉俯首，做了十足的應聲蟲。大學士梁詩正總結出為官的一條重要經驗是“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
士人遠離政治與現實，單單從某種角度看，這也許談不到不好，關鍵是這種研究路向不是士人自己願意選擇的，而是生存發生嚴重危機之後無奈的抉擇。閉口不談政治、身心遠離現實，成為當時士人求生的行為。把士人、官員培養訓練成奴才，在國家無事的太平年景，無所謂好與不好，可一旦國家需要真知灼見的時候，隻會歌功頌德、磕頭如搗蒜的人物，能貢獻什麼呢？
可想而知，孫嘉淦，這個以“敢於犯顏直諫”聞名的人物，在這種環境下命運會多麼令人沉思。
孫嘉淦（1683—1753），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中進士，點翰林。雍正帝即位後，孫嘉淦上書：“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令雍正十分生氣，對諸大臣宣示說：“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學士朱軾對曰：“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雍正說：“朕亦且服其膽。”
（《清史稿·孫嘉淦傳》）以後，孫嘉淦仍不識相，遇事每每有所陳奏，雍正很不高興。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個過失，革職拿問。刑部擬斬，雍正帝特加恩免死，對大學士們說：“孫嘉淦性氣不好，但不要錢，可著在銀庫行走。”
乾隆即位，孫嘉淦被擢用。“被擢用”的孫嘉淦，針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病，上了著名的“三習一弊疏”。“三習”為“耳習”、“目習”、“心習”。大意是君主往往開始聽得進逆耳忠言，也能做到禮賢下士，可在高位的時間一長，頌揚話聽多了，臣工敬畏的樣子看慣了，就容易生出自傲辱人的心理。“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曾文正在《鳴原堂論》中說，“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
這不僅是清王朝統治者的腳下的泥沼，而且是一切統治者容易墮入的深潭。
此疏的語氣，與上疏雍正的時候大不相同，所用辭藻少了幾分鋒利、增加了相當程度的舒緩，可意見仍然是尖銳的，仍具有過去的鋒芒。孫嘉淦仍然在履行著知識分子和人臣肩負的責任。
孫嘉淦的這些精辟的見解，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讚揚，並將孫嘉淦的上疏當朝作了宣示。這更使孫嘉淦“聲名日隆”，更令朝野正直之士大為仰慕。
不過，孫嘉淦這種直諫的勇氣並沒有堅持多久，最終在皇權的打擊與恐嚇之下蛻變了。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謀，假托素有政聲的孫嘉淦之名，撰成以指責乾隆帝“五不解十大過”為主要內容的奏稿，意圖製造輿論，以阻止乾隆帝勞民傷財的首次南巡。“偽奏稿”在全國各地暗中流傳開來。乾隆十六年六月，“偽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了，由此他順藤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至十六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即查獲傳抄偽稿犯二百八十餘人，而湖廣、江西更多於四川。在追查的過程中，“情偽百出，有挾仇誣扳者，有受囑開脫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會遷就，株連擾累”，暴露出吏治的種種弊端。十八年二月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奏，盧魯生、劉時達淩遲處死，魯生之子錫齡、錫榮斬立決，親屬照律緣坐。至此，曆時一年又八個月之久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方告結束。
此案對孫嘉淦的影響很大。這位在封建官場“撲騰”了幾十年的大臣，從中了進士以後，曆經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看到了太多的文字獄，他熟識的、不熟識的許多人都因文字丟了命。
事實上，孫嘉淦對文字也是很注意的。經過多次坎坷之後，他對文字比以前要慎重許多。他喜歡著書，做翰林時寫了一本《春秋義》，刊行後被雍正帝訓斥了一頓，後來他不僅把《春秋義》連同書板燒了，其他著作《詩刪》、《南華通》也付之一炬。此後，孫嘉淦居官更加謹慎，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談的多是如何禁酒，怎樣治河，並為自己搞了個“八約”以自戒。“八約”的具體內容，我們可以從史家為孫嘉淦所作的傳記中窺知一二：“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收。”到了晚年，孫嘉淦更善於逢迎帝旨。
但無論他如何謹慎小心，置身於專製的環境之中，不可避免要因言獲罪，更不可避免遭受牽連。在追查偽稿期間，孫嘉淦被嚇得心驚肉跳，麵對著圍在身邊哭泣的妻兒，對以前所作所為深表後悔。他說，過去雍正皇帝和現今皇上屢戒我好名，偽稿縱然與我無關，但奸徒為什麼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別人的名字？乾隆十八年，他在追查偽稿的政治風濤中驚懼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