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飄蕩著貪汙受賄的濁氣，原因不在於底層，而是高層。從皇帝到大臣都貪腐了，小臣、胥吏焉能不貪？萬曆年間，三吳地區發生災荒，朝廷派人攜內帑萬餘金前往救濟，但“民不沾實惠，卻被有司裏長乾沒了”。地方官吏，為貪贓受賄，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麵加重賦稅，一麵巧取豪奪。明代中後期，社會充斥著戾氣，邪惡之風何來？當一個社會隻靠皇權維持統治時，君王自身的素質起著決定作用。明朝中後期的皇帝是否劣於或勝於乃祖，隻言片語說不清楚，但貪圖逸樂這一點，遠遠超過朱元璋，打擊監督者的能力也遠勝其祖。在一個毫無約束的專製社會，統治者必有絕對權力，而統治集團又隻知吃喝玩樂時，貪汙受賄的惡行便自然橫行於天下，久而久之，邪惡之氣便積聚起來。監督和公開，雖不是萬能的，卻是可以對專製起一點阻遏作用的。當然，建立監督機製關係到體製，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表麵上，中國古代也有監督，但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山東孟廟的碑刻中，有清代山東巡撫國泰所立的石碑，上麵刻有一首詩，雲：“餘謬守是邦撫齊魯，每逢役過瞻拜明栓，常懷報國無勞乏術，俯仰數初自愧何人？”意思是說，我治理齊魯大地，深感未能報答國家。言辭很感人，可惜國泰是一個大貪汙犯。禦史錢灃彈劾他，但他有通天的關係網，當著錢灃的麵大罵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在這樣的體製下，監督價值幾何？
計算方法
後人一直說，明朝官員的俸祿太低了。這話的背後究竟潛藏著什麼深意，我們不是很清楚。聯係到明朝後期，官員大肆貪汙受賄，似乎在告訴人們：薪俸低，會導致貪汙。
繽紛的社會現象，真讓我們不懂經濟的人看得眼花繚亂。比如宋朝給官員的俸祿那麼多，也有人貪賄；明朝一直被後人視為“薄俸”，明太祖時代廉潔的人卻很多，但明太祖不滿足，他要建立一個沒有貪占的完美社會，貪一點就殺無赦。他去世之後，朱家子孫似乎堅守著老祖宗的規矩，實際卻隻是名義上的，各種條文鬆動了許多，可是貪汙者也隨著多了起來。俸祿與貪汙究竟是什麼關係，真是一道複雜題目。
薪俸是如何確定的？是不是皇帝吃完飯打個飽嗝說，正一品官員每月支米87石吧。其實不這樣簡單，一個社會的俸祿是微薄還是豐厚，並不是個孤立的數字，而是與社會收入相關。雖然顧炎武說“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但他並沒有把俸祿薄視作明朝貪風之熾的單一原因。顧炎武認為，刑法太輕與官俸太薄結合在一起，才導致明代官場貪婪和無恥之風彌漫。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也多次提到明朝的俸祿，提到腐敗。不過他沒有專門慨歎於此，倒是也指出當時社會資源匱乏這一現實。薄俸必致貪瀆之說，儼然已是一些學者的結論。
古代學人和今日研究者的計算方法，在朱元璋眼裏，可能匪夷所思，然而可能更理性，更科學，於後人更有益。素來，看清內裏，需要後退幾步，反思過往，不能隻簡單頌揚。不過，看看朱元璋為什麼這樣製定俸祿，是有好處的。對一些信息，你可以不同意，但沒必要隱匿不彰，這對後人沒有益處。朱元璋認為，他給官員的俸祿並不薄，正一品官員的俸祿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就是1044石。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穀，要生產2620石的稻穀，則需873畝田。按一頭牛耕地50畝計算，需用17頭牛耕種，按一個人種田15畝計算，需要57個人耕作。收割之後，農夫要走很多路將未脫粒的稻禾挑回去。為了正一品官員每月87石米，老百姓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朱元璋的視角，也許有點滑稽可笑，但它卻蘊含著一個天大的道理：官員的一切都是老百姓提供的，俸祿的薄與厚，不能脫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朱元璋時期老百姓的生活更苦，因此老朱本人不僅覺得俸祿不薄，相反，挺優厚。朱元璋說，“為官者既受朝廷重祿，尚無饜足，不肯為民造福，專一貪贓壞法，亡家果可怨乎？”
俸祿薄與厚，是個複雜問題，一句話不好說清楚，要把好多因素考慮在內。白居易說：“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製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眾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民），人（民）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中國古代人事製度》）如果一味比較數字，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大國與小國，窮國與富國，肯定差別很大，憑此便自傲自大或自輕自賤，太膚淺、太不科學了，比來比去，有什麼意思？
俸祿薄厚隻能相對而言，不可一概而論。明朝俸祿低還是不低，各有各的計算方法，不多提也罷。但有三點不吐不快：其一，不同的計算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計算者要捫心自問：你的方法是否科學。比如甲團體有20人，乙團體有10人。甲團隊每人有1元錢，乙團隊每人有2元錢，當然甲乙兩個團體都有20元錢，於是甲隊自豪地說，我們和乙隊隊員一樣闊！或者乙隊頭頭說，甲隊今非昔比，真闊氣了，應該承擔和我們一樣的義務都是不對的。其二，薄俸致貪是個偽命題。任何社會，俸祿再薄，也決不會薄得讓人活不下去。如果偏要用人類的俸祿過神仙的日子，今天包“二奶”，明天包“三奶”，整天嚷嚷薪水太薄，要“高薪”才能廉，那是為貪汙找借口。貪腐的根本原因是製度的因素，是體製問題。有清一代，官員的俸祿銀之外還有“養廉銀”，且“養廉銀”是俸祿銀的成十上百倍，但官員仍貪墨不止，“廉”沒有一點蹤影。其三，權力者製定規則要想到老百姓，具有話語權的人也要想到老百姓。俸祿高還是低，要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要眼觀富國，然後說幾句夢囈般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