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是指五穀不豐之年。幹旱、水災、疫病、蟲害、戰亂等天災人禍都是影響農業收成的重要原因。農業的歉收直接導致的社會現象就是饑饉。
日本文獻史料記載的最早饑饉，發生在欽明二十八年（567），當時因為水災，倭國的部分地域出現饑饉。推古三十一年（623），從春季至秋季，霖雨洪水，五穀不登。3年之後，即推古三十四年（626），自三月至七月倭國再次遭遇的霖雨不斷。連續的自然災害造成農作歉收，造成社會的大饑饉，“老者噉草根而死於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在古代社會，饑饉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時間較長，常常是兩年以上。兩年後（628年），推古女王離世。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推古女王留下了薄葬的遺囑，其理由是“比年五穀不登，百姓太饑”。天武五年（676）夏季，大旱。朝廷既向四方的諸神祇奉獻幣帛祈願，同時也請僧侶祈求法力，但是天依然不下雨，造成該年五穀不豐，民眾饑饉。從推古女王的遺囑以及天武朝祈願神佛的做法，可以看出在7世紀，天皇或大王的責任似乎並沒有與凶年的發生原因直接相連。
8世紀以後，農桑生產作為律令製國家的支柱性產業，被比喻為“農者，天下之本也”，“惟王經國，徳政為先；惟帝養民，嘉穀為本”。慶雲元年（704），由於夏季發生旱災，導致當年的五穀不登。對此，朝廷采取了免除當年田租、課役等應對措施。翌年（705），文武天皇發布了以下詔令：
朕以菲薄之躬，讬於王公之上，不能徳感上天仁及黎庶，遂令陰陽錯謬，水旱失時，年穀不登，民多菜色。毎念於此，惻怛於心。宜令五大寺讀金光明經，為救民苦。天下諸國，勿收今年舉稅之利，並減庸半。
文武天皇雖然在詔文中將旱災發生、穀物歉收、民眾饑饉的原因與自身的德相連，但隻是強調自身的德不能感及上天，所以責任主要還是在於上天。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政事的失缺與凶年的關聯被進一步強調。
養老四年（720），水旱兩災並至，導致秋糧不收，再加之蝦夷人、隼人的反亂，社會處於不安穩的狀態。翌年（721）二月，平城京的上空出現了日暈（即所謂的白虹貫日）的天文現象。為此，元正天皇非常不安，幾番發布詔令，命令臣下諫言政事，其中的一道詔令有以下內容：
世諺雲：歲在申年，常有事故。此如所言，去庚申年，咎征屢見，水旱並臻，平民流沒，秋稼不登，國家騷然，萬姓苦勞。（中略）今亦去年災異之餘，延及今歲；亦猶風雲氣色，有違於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然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征，或有不善，所致之異乎。今汝臣等位高任大，豈得不罄忠情乎。故有政令不便事，悉陳無諱，直言盡意，無有所隱。朕將親覽。
依據詔文的內容可知，對於養老四年的凶年發生，朝廷最初僅僅用世間流傳的申年多事的說法加以解釋，但是日暈天象出現後，政事的因素開始被提及，甚至認為災異是天地對政事有失的譴責。也就是說，中國的天人感應思想被應用到解釋災異發生的原因上，即災異是人政有失的反映。天平十八年（746），平城京及其周邊的畿內地區發生旱災，年穀不稔。翌年（747），畿內地區發生饑饉。為此，聖武天皇下達免除左右京田租的詔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