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威的旨意一出，朝會上的百官馬上集體失語。由於劉威這個人做帝王沒多久，還沒學著那些曆史小說裏的帝王遇事都是先跟自己的心腹大臣商量通氣的習慣，因此頒發旨意時幾乎都是突然襲擊。春節前連下三道旨意的突然襲擊雖然給眾人打了個預防針，但比起這個事情來，顯然預防的分量還不夠。
因此，劉威的旨意才下，隨著中官羅三貫的話音就“撲通撲通”地倒下了一片人，要知道劉威朝裏可並沒有年紀太大的老臣，一殿大臣裏年紀最長的丁祁和次長的丁黼都承受住了如此嚴重的打擊，到是那些三、四十歲的中年大臣們給嚇暈了過去。
就連劉威最近一直看好的丁昌都腿一軟跪了下來，惟有武將那幫人到是不受任何影響。劉威想到是想過這個事可能會引起什麼反響，也預料過事情的嚴重性，不過作為後世來人，現在的他可算得上是意氣風發，大有一種“我的地盤我做主”的英雄氣概，因此大手一揮，吩咐道：“修編孔集、改號孔元之事眼下隻是草擬，給你們五日時間寫個奏折交中書省議處。”
劉威的帝王之術完全是靠電視電影自學得來，這種讓大臣們廣思集議的辦法自然是他從清宮戲裏麵淘換出來的。因此當眾人聽到可以有五日時間寫奏折議處的口諭時，人人心中繃緊的神經不由都是一緩。
而對於劉威來說，孔子理論的中心就是一個“仁”，卜學亮的《子曰》裏就這樣唱的：“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個仁，仁的表現是，搞不懂就問人，搞得懂就答人，沒有人懂還可以問神。”
但在很多酸儒眼中看來，孔子的學說和中心思想可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了。
修編孔集、改元孔曆，做好了將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畢竟天下各代各朝都將孔子封上各種各樣的尊號聖號，以此來贏取天下士人階級的支持和肯定。所以劉威不論最後是否采用孔元紀年，修編孔集這事都是古今每一個當政者必然要做的事，原本已經有西川的大儒準備計劃此事，誰知道還是被劉威搶先了一步。
至於變更年號之事，卻是可大可小。往大了說，這是對皇權權威的一次重大挑戰，搞不好會引起天下大亂。國號和年號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征，也是世俗皇權的一種表現方式，這就好像後世的台灣，隨便台灣當局怎麼弄，大陸中央政府都可以不去計較。但如果台灣當局膽敢變更國號，從屬於一個中國範疇內的中華民國變更為******，那大陸就要行使《反分裂國家法》所賦予的權利，其後果隻有兩個字——打戰！
如果漢國使用孔元曆法，會不會被那些迂腐的酸儒誤解和曲解就非常值得商榷。畢竟一千多年來，山東曲阜的孔子後人代代都被人冊封，尤其是進入北宋以來，孔氏家族的性質已經從之前的聖人後裔轉變為封建世襲貴族階級的門閥大族，又經曆了遼、金、及現在的蒙古不斷對其家族進行冊封、抬高、聖化和優禮，使得居住在兵鋒犬牙交錯的山東半島這個百戰之地上的孔氏家族反倒是超越了國家的界限，成為了不征不朝的國中之國。
如果漢國真的決定使用孔元曆法的話，對孔氏家族應該如何招攬？
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搖身一變而成為宋代的開國皇帝宋太祖，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新朝代。但樂定思樂之後，他卻不無恐懼，為自己帝位能否長治久安而心生恐懼，乃至“終夕未嚐敢安枕而臥”。其原因是自唐末至宋開國，中原地區軍閥割據，戰鬥不息，鼎革頻繁，帝祚短促，五十三年間，就更易了梁、唐、晉、漢、周五朝十四位皇帝。平均每一朝代十一年不到。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新建立的宋王朝如何避免重蹈曆史的覆轍，就成了宋太祖寢食難安的原因。他先是采納宰相趙普的建議，“杯酒釋兵權”，剝奪了各藩鎮節度使的兵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將兵權和財權收歸中央所有。既而，他意識到“為治之道”在於儒家的仁政德治與君臣倫常。為更除五代以來“忠義之氣”變化殆盡的現狀，重整封建倫理綱常，采取“興文教，抑武事”的重文輕武政策，“令武臣盡讀書”。繼位的宋太宗趙光義更是“崇尚儒學”，強調“通經，遵周孔之教”。此後的宋真宗、宋仁宗也樂此不疲，遵而不易。
“崇儒術，尊先聖”，成為有宋一代經國理民的指導思想。北宋諸帝的尊孔崇儒包括許多的方麵，其意義也是很大的。從中國儒學史、哲學史的角度上說，北宋諸帝的尊孔崇儒活動作為一種學術和思想導向，支持、鼓勵了儒學的複興和宋明新儒學的形成，為國家、社會的穩定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對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統治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對於孔子家族來說，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是，正是由於北宋諸帝的尊孔崇儒活動，才使孔子家族由此前單一的聖人後裔家族，變成了兼具封建大貴族的世襲貴族之家。
北宋諸帝的尊孔崇儒活動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抬高、聖化孔子，優禮孔子後裔。這幾乎是中國古代封建帝王尊孔崇儒的不二法門。漢唐時期如此，宋初諸帝亦如此。但在規格和隆重程度上，宋代的尊孔崇儒活動卻是遠邁前代。但無論北宋還是南宋，有宋一朝的尊孔崇儒再怎麼遠邁前代都沒做出過想要以孔元曆法取代皇帝年號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