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先行而去。蒙恬為尉繚牽馬，緩緩後行。路人中不乏知道蒙恬的背景來曆者，見此情形，皆驚歎不已。蒙恬，將軍蒙驁之孫，將軍蒙武之子，不為權貴頓首，不為王侯折腰，何以竟會對一葛衣老者如此恭敬，卑身下之？看蒙恬一臉興奮，能為尉繚牽馬開道，隻以為樂，不以為苦。而尉繚也坦然受之，看不出半點受寵若驚的樣子，反倒像是他賞了蒙恬天大的麵子，這才屈尊枉駕走這一趟。
列位看官或許也有同問：這尉繚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尉繚子》又是怎樣的一部兵書？
3.觀書知人
尉繚，男，魏國大梁人氏。
關於尉繚的個人資料，能提供的就隻有這麼多，因此，對那些有意和尉繚相親的女士，隻能在此說聲抱歉了。好在尉繚留下了一部《尉繚子》，而通過這部書，也多少可以遙想其為人。
據《漢書·藝文誌》記載，《尉繚子》被歸為雜家，共二十九篇。今天能夠看到的，隻剩下五卷二十四篇了。《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家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姑略述其可特異之處。
最能體現尉繚兼合法、儒、墨、道之說的，是尉繚對戰爭的定義。“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皆戰國談兵者所不道。
尉繚論治軍，尤重明賞罰。“凡誅賞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此一觀點尚算得上堂堂正正。然而尉繚對誅殺的作用過分誇大，至有“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立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之論，怎麼看都有點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繚像一個傳教士，在他的書中，為他的讀者（現在或未來的將軍們）塑造了一個理想化、神格化的將領形象。“夫將者，上不製於天，下不製於地，中不製於人。”“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為將者一旦達到了這樣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宋元豐中，頒行武學，《尉繚子》與《孫子兵法》、《吳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公《問對》一起，號為《武經七書》，成為研習兵法的標準教材。
實則，《尉繚子》不僅僅是一部兵書，其對政治和哲學也時有涉及。如，“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其洞察識見，犀利高遠，非大師不能道也。又如，“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比起《國際歌》裏所唱出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其行動主義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兩千餘年。
至於書中所言如何行軍打仗、排兵布陣，皆屬細枝末節，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舉。經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許有問：既然足本《尉繚子》有二十九篇，那為什麼當時蒙恬隻看到了十二殘篇？這十二殘篇又分別是哪些？
我們有理由相信，蒙恬隻看到了十二殘篇，是因為當時尉繚的確也隻寫了十二篇[《尉繚子》中最早寫就的十二篇，在尉繚入秦後，根據形勢需要，應該也作了相應的修改。比如在《將理篇》裏道：“今夫係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其田業，賈無不離其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其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當是針對秦國重獄任法的有感而發。《治本篇》雲：“蒼蒼之天，莫知其極；霸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敘，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也可視作是對日後嬴政統一六國、開始行天子之事提前的理論準備。]。而這十二篇，應該分別是《尉繚子》卷一的天官、兵談、製談、戰略、攻權五篇，卷二的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戰權兩篇。其餘的十七篇，則是在尉繚到了秦國之後，專門針對秦國和嬴政的需要而補寫的。補寫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傳，姑且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