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40年代，張獻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時，該寺大喇嘛澤仁多吉便率金川河穀中多位部族首領長途跋涉到成都'，表示臣服，並建立起朝貢關係。
明朝初建，便封該寺大喇嘛哈依拉木為演化禪師，令其統領嘉絨地區政教，雍忠拉頂的勢力在整個嘉絨如日中天。
清康熙三年，清政府重演前朝故事，再授嘉納巴演化禪師印信。其在嘉絨地區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但事情到後來，情形便逐漸發生變化。在乾隆第一次對大金川用兵的時候，便常常發現苯教法師常在陣前施行苯教的詛咒之法，對立雙方的軍隊都迷信宗教，也懼怕巫術的魔力，所以，乾隆那事無巨細的諭旨中，也多次出現指示前方將士如何區別處理這些苯教法師的具體指示。隻是，我還沒有看到有清軍捉到苯教法師的具體記載。但是，在那位建立了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那裏，對於雪域藏地的宗教，已經有了一種清楚的比照。一邊是青藏高原上最為盛行的達賴班禪係統的藏傳佛教的格魯教派，多次因為不能克服的邊患，請求王朝派兵進剿。在滿清一代的早期，差不多一直保持了一種合作而馴服的姿態。而在更靠近漢區的大渡河穀的嘉絨，卻有一個不馴服的教派，在漢語中，這個教派還有一個民間的俗稱：黑教。
到了大金川與小金川土司再次擴張勢力範圍，第二次引來清軍大兵壓境的第二次金川戰役時，雍忠拉頂的苯教僧人們不隻是以巫術與神秘的咒語來支持本地土司，而是拿起武器，成為頗具戰鬥力的勇敢的士兵了。
大金川最後陷落之時，該寺數千名僧兵，大部陣亡。五名被生俘的大喇嘛，與作亂的大小金川土司等二百餘名戰俘，被押解至北京，祭天問斬。
傳說，乾隆皇帝聽奏報稱雍忠拉頂的輝煌與富麗，曾下旨要前線將領阿桂等人，將該寺繪圖後拆除，將原件全數移往京師，再重建複原。但是，定西將軍阿桂等再三奏稱，大金川地處蠻荒，與內地相通盡是鳥道羊腸，再說，嘉絨建築拆卸開來，除了一些寺院金頂與菩薩，就隻是一堆零亂的石頭，恐怕很難依樣重建。乾隆皇帝才隻好作罷。而在此前，他已著人將雍忠拉頂形勝圖傳到北京，仔細賞鑒後收為宮中寶藏。
而在此前的此前，為了訓練將前去大小金)Ij作戰的八旗兵對嘉絨碉寨的攻戰之法，乾隆就曾下令把數百名嘉絨戰俘解到北京，在香山腳下，依樣建築嘉絨的石碉與村寨，讓即將開赴前線的滿人八旗兵演習攻戰之法。
查閱史書，在冷兵器時代的前線，清兵對付嘉絨藏區的石頭碉卡的辦法，無非是火燒，和用銅炮的實心鉛彈進行轟擊，最後，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從下麵挖掘地道後，用火藥實施爆破之法。但我沒能從史書上查出來，這些戰法中有哪一種是在香山腳下模擬的嘉絨人的堡壘般的石頭村寨前摸索出來的。
那些遞解到京建築模擬的嘉絨村寨的藏民，在戰事結束後也沒有全數開刀問斬。乾隆皇帝網開一麵，使他們再逃生天。隻是，他們從此再也不可能回到故鄉了。聽說，現今北京郊區的香山腳下，還有些村子的人都還記得自己的祖先是嘉絨人。某一年的一個秋天，曾有一個在北京工作的藏族人建議我去那些村莊考察一下。我問還有沒有嘉絨風格的建築，回答是好像沒有，似乎沒有。
這一來，我的好奇心便消失殆盡，沒有前往尋找點什麼的衝動了。
我想要是真在某幾個村子尋訪到一些嘉絨人的後裔，大家相見時，可能是一種非常尷尬的場麵。比如，他們該撇著京腔問我些什麼，而我又能告訴他們什麼，並問他們什麼。中國人有些時候特別相信血緣的力量，而我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一個漢藏文化交彙帶上的藏族人，卻更多地看到另一種異化的力量。那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
思緒一下飄遠了，現實的情形是，我現在正麵對著早已毀敗不堪的雍忠拉頂。在一片文化的廢墟之上，一個人不會有太多的有關文化可以通過傳承而獲得不朽的想法。當大金川土司以彈丸之地上所能聚集起來的全部財力和人力，與強盛時期的清王朝的十幾年的對抗，將以血腥屠殺進人尾聲時，雍忠拉頂的末日便降臨了。整個嘉絨地區苯教的統治地位也被推翻。
據民間傳說，乾隆皇帝見不能把雍忠拉頂拆遷到北京，便下令將其徹庥毀壞。並在其基礎上，興建了一座屬於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黃教寺院。建成後的寺院把大門開啟的方向改到了原來苯教寺院的反麵。
新寺院的門口，張掛著皇帝親書的金匾：廣法寺。三個大字金光耀眼。
而且，雄才大略的皇帝還提出了以夷製夷的思想統馭術：寺院的住持，即每一任堪布都由達賴喇嘛轄下的黃教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派出。
而當我們在這個時代的陽光之下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廣法寺的輝煌也早已灰飛煙滅了。就在我們擺開野餐的草地旁邊，橫躺著幾塊殘破的石碑。拂開荒草，石碑上是某一任堪布的名字。原來，這些石碑都是曆任堪布圓寂後的墓碑。從這些石碑的形製來看，這些藏族高僧都用了漢人的方式來安葬。不然，就不會有這些墓碑了。除了石碑上麵一些裝飾性的圖案顯示出一些宗教色彩和精湛一些的刀工外，這些墓碑與烈士陵園和公共墓地裏的墓碑並沒有什麼兩樣。
麵對這些石碑，我的心中突然湧起一種荒誕之感。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老是在費心猜測，這些石碑上功力不凡的漢字又是誰人書寫呢，是那個時候，寺院裏就有了通習漢字的僧侶，還是某一任滿清命臣寫就之後，驛馬站傳遞才到達了這個地方？我猜不出這樣的答案。而中國的曆史書往往也不會給人呈現這種細節性的東西。陪同來的人告訴說，這些墓碑已經很不周全，現有殘破的這幾塊，都是這些年從民間收上來的。而且來的地方都有些特別。比如其中的一塊是從農民的豬圈中找到的，還有一塊是搭在一道小溝上，做了一座微型的橋梁。
從乾隆年間到解放，色拉寺共派出了十二任堪布，最後一任堪布名叫阿旺巴登的，1953年死去時已經不在本寺任住持了。
廣法寺香火最盛的時期，共有僧侶兩千餘人。其中八十五人，規定由嘉絨全境土司派出，由清王室撥發薪資，學習滿師後，回到各土司領地上弘傳正教。但在嘉絨土地上，當年曾協助清軍進剿大小金川的土司們一方麵尊旨派人去廣法寺學習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教法，實際上卻仍然對這一教派心存抵觸。所以，直到今天，在嘉絨地區的寺廟中，更多的是藏傳佛教寧瑪派的寺院，而與大金川土司毗鄰的綽斯甲土司，直到解放，其家廟還是由苯波上師主持。
但是，隨著土司製度的日益衰微，廣法寺也隨之日漸式微。清王朝崩潰後，寺院更是加速了式微的過程。1935年，紅軍長征經過金川，國民黨二十四軍與當地武裝以該寺為依托阻擊紅軍。於是，寺院再一次籠罩於炮火之中。最後，國民黨軍潰敗時，便將寺院財產搶劫一空，並將寺院周圍依山修建的數百間僧房燒為灰燼。戰後，寺院僧人驟然減至二百餘名。
“文革”期間，廣法寺被徹底摧毀。我的一位舊同事，在“文革”中被打成小地方的走資派，監督勞動期間，主要的勞動就是用鋼鋸切割寺裏為數千僧人熬茶的巨大銅鍋。就連乾隆親賜的禦匾也被農民拿去做了洗衣板，最後被劈碎作為柴禾填進了爐膛。在後來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寺院遺址又被辟為良田。僅存的部分是寺院的正殿遺址及山坡上僧房與佛塔的廢墟。
這些廢墟引起我很多的懷想，而那座新建的寺院卻引不起我絲毫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