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會調節氣氛，讓談話變得更有趣，也是林徽因最顯著的魅力之一。有這樣一位女主人，客廳裏怎麼不會人來人往？
沒有了拘束感，接下來的談話就越發順暢了。兩個人開始聊文學、翻譯、戲劇……聊得越深入，就越把對方引為知己。
這個世界上或許不是真的存在沒有傾訴欲的人。有的時候是時間不對，有的時候是場合不對，有的時候則是人不對，還有的時候是話題不對。巧得很，現在就是一個時間、場合、人、話題都非常合適的談話時刻。
這次見麵是林徽因主動提出的。
在梁家的客廳裏，永遠都擺放著各種各樣的報紙、雜誌、書。主人愛看，客人也愛看，他們都有第一時間了解這個世界的需求和本能。所以，林徽因總是能及時地借助這些“工具”發現她感興趣的人和事。
有一天，她在一本剛剛創刊的刊物《文學季刊》上看到了一篇論文——《包法利夫人》，不禁大為讚賞。文筆棒、觀點新，言之有物，實在是上上佳作。
這篇論文的作者就是李健吾。
幾個月前，他剛剛結束在法國的留學生活回到北平。寫下這篇論文的時候，他絕沒想到它會對他將來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響。
對我生活最有影響的是我在創刊號上發表的論文《包法利夫人》。這篇論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從未謀麵的林徽因女士看後，給我寫來一封長信，約我到梁家見見麵。
——李健吾
看完之後，林徽因當即就給李健吾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對他那篇文章的欣賞之情，並誠摯地邀請他到家中一敘。
於是，就有了這次會麵。
從此之後，梁家的客廳裏又多了一位“腕”級常客。一見如故的兩個人，由此開始了長達一生的交往。
這是1934年的年初，一個爛漫的春天即將開始。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說法，年頭吉利，一年都會順利。由這次讓人歡喜的欣賞開始，李健吾這一年似乎“注定”了會精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幾部代表作，都在這一年走入了公眾的視線，成為了傳世經典。
可惜的是，現在的人大都不知道李健吾。比起同樣在太太的客廳裏頻繁出入的其他同行：沈從文、卞之琳、蕭乾等人，他似乎沒有走進如今這個時代普羅大眾的心裏，以至於很多人一聽到“李健吾”三個字，都是一片茫然之色。
其實，李健吾是個難得的全才。他寫小說、寫文學評論、翻譯、寫劇本、研究外國文學，樣樣都很出色。
他寫劇本，得司馬長風如是評價：“如果拿酒為例，來品評曹禺和李健吾的劇本，則前者有如茅台，酒質縱然不夠醇，但是芳香濃烈，一口下肚，便回腸蕩氣，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獨一無二；而後者則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陳酒，乍飲平淡無奇，可是回味餘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李健吾有一點更絕對超越曹禺，那便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創性；而曹禺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可找出襲取的蛛絲馬跡。”
他寫小說，讓魯迅都愛不釋手：“這時——1924年，偶有作品發表的還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後者的《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裏麵的身體和靈魂。”寫下《終條山的傳說》那一年，李健吾隻有十八歲，還是個學生，一出手已是不凡。能得“苛刻”的魯迅先生如此評價，可見其文之精彩，的確是難得了。
他研究法國文學，其代表作《福樓拜評傳》發表於1934年的12月。比他晚一輩的法國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柳鳴九說道：“別說以前了，往後五十年之內，中國是沒有人能寫得出來的。”
他作文學批評，更是受到極大的推崇：“沒有劉西渭（李健吾的筆名），三十年代的文學批評幾乎等於空白”，“新文學史上在文學批評家中，能夠破除門戶之見，勤懇、廣泛閱讀同代作家的作品，並深入其中，親切鑒賞，叮嚀推敲的僅有劉西渭一個人”。
這樣一位才情“犀利”的才子，若是不能被文壇記住，絕對是天大的憾事。20世紀90年代，“文壇刀客”韓石山曾說：“要現在的文學界和讀書界接受李健吾這樣的大家，還不到時候，還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