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虧還有蘇聯的文學，他們可能有時候誤把向往寫成了現實，有時候誤把願望寫成了頌歌，有時候誤把參差寫成了凶險的敵情，誤把想象的簡易邏輯寫成了時代的威嚴與科學的命令，他們太熱衷於以文學做“命令”法典的背書。但是它畢竟給了一個十九歲的中國男孩以溫柔的按摩，剛強的敲擊，繽紛的花瓣，明亮的燈火，精神的豪飲與思想的自足自爆大力丸直到後來的偉哥。尤其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與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巴甫洛夫的《幸福》與美女作家潘諾娃的《旅伴》……我不怕提那些沒有燒開的嗚嗚呻吟的壺水，我不怕你告訴我巴甫洛夫是一個告密者，而長期擔任蘇聯作家協會主席的我以為是英俊無比的亞曆山德羅維奇·法捷耶夫曾經批準過對於大肅反中某些作家同行的處死。以至法捷耶夫自殺於1956年5月13日。此前僅僅三個月，召開了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許多問題。法捷耶夫射向自家頭顱的一顆子彈，成為他的數量不夠多的文學巨著的最後一個句號。
我隻是要說，蘇聯包括社會主義的東歐文學曾經怎樣地說服了我感動了我，包括《金色的布拉格》《絞索套著脖子時候的報告》，還有東德偉大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死者青春常在》，它們都曾經感動著十九歲的我。這當然不是偶然，有那樣優秀的作家，作品，還有我這樣的十九歲的誠摯的讀者。他們她們使我相信人間有正義，有英雄，有愛，有友誼，有偉大也有文學：高尚的文學，美好的文學，尊嚴的文學與溫暖的文學，不是醜態畢露，不是惡相叢生，不是虎狼蛇蠍，不是百無聊賴與腐臭糜爛。
怎麼回事？莫非蘇聯的文學事業遠比經濟建設事業成就巨大？莫非他們的偉大、同情心、才華、煩悶與激情太多地用在文學上了，他們成了一個文學的國家，文學的民族，文學的人群，天！所以他們的經濟老是搞不好，“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哥薩克你，勇敢的鷹……”這是電影《幸福的生活》又名《庫班的哥薩克》中女主人的插曲。
是的，我無法想象一個出現了那麼多偉大悲哀憂鬱煩悶與激情的文學的民族，能夠做好外貿、證券、專利、置業、金融、投資、招商、消費品、奢侈品、小微企業、三來一補……
再說，莫非是隻有把人類當作屎殼郎來嘲笑與鞭撻，才能被接受為偉大的作家與作品，而把人類往偉大裏想象與感知的作品與作家反而變成了文學的蠅蛆與磕頭蟲，變成了欺騙與迎合，變成了自欺欺人與心口不一？人類是不是身患了一種自虐的變態心理疾病呢？人類的自虐狂呀，我十九歲的時候上哪裏知道？
當你表達對人類的愛戀的時候，你被視為平庸更是乳臭未幹。當你表達對人類的刻骨的輕蔑與牙齒咯咯作響的憤恨的時候，你可能被視為蛇蠍，但更可能被視為英雄與天才。
痛恨才是激情中的激情，仇恨才是文學中的文學，輕蔑才是風度中的風度，粗暴才是文明中的文明……我的親愛的同行朋友，你掌握了這不二的法門了吧？它驅散著這樣的與那樣的煩悶與平庸，它迎合著各樣各式、式樣翻新的高高在上的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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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歲的燈下閱讀，那是一種吟誦，那是一次次許願，那是一次次傾聽，那是一次次擁抱與盡情。那是參加了一次舞會，你羞怯而且不無自慚形穢，你抱著她的腰，又生怕踩了她的腳。你畢竟放置了和移動了，與她在一起，與許多他與她在一起，你知曉了人本來可以多麼健康、英俊、嬌美、文雅精致、風度翩翩，而實際上生活又是那樣粗糲與艱難，強硬與野蠻，掙紮於啼饑號寒愚蠢拙笨。你知曉了語言本來可以那麼通向美好，通向光明，通向溫暖，通向愛情，通向真理。愛情首先是一種語言現象，修辭現象，靈魂現象，其次，其後，才是一種身體的接觸與沉迷，才是一種赤裸裸的搏擊。誰不是先說情話再摟到一起？至少是行為與語言藝術並舉。你為你的主人翁們的語言的精彩與感人而匍匐而酥軟。同樣都是人說的話，人家說得就那麼高明，精雅，深切，潔淨，動人。閱讀使你與你的書裏的主人公產生了共鳴，產生了代換，發生了會麵，談起了你懂你會的中文，也流水潺湲地談起了俄文、法文、日文、阿拉伯文，你的聲音進入了書頁，他們的回答、爭吵、獨白與哭訴也從書頁中緩緩流濺出來。你也可能成為無恥的拉斯蒂涅，如果你不接受最最美好的思想與對於自身的人格鑄造。你也可能是那個公爵，毀滅了清純無玷的俄羅斯女兒。當然，你本來就應該是保爾，你當然知道什麼叫“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人隻有一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