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夫婦於1940年初由重慶奔赴延安。
延安的同誌們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帶我們去找青委負責人馮文彬、胡喬木兩同誌報到，談工作。幾天以後，企霞就分配在青委宣傳部，主要工作是參加編寫《青年字典》，一起工作的有楊耳（許立群）、杜紹宣、李銳、範元貞、於光遠、童大林、馬演、王若望、劉光、武衡等同誌。
我因來時就已懷孕，沒有參加正式學習和工作，隻幫助青委搞點抄寫工作。
1941年春，一天我倆趁孩子熟睡後出門散步。因工作繁忙，很長時間沒有兩人一起散步了，那種戀人的情意不知不覺又回到了我們中間……行走間，偶爾聽到一位浙江口音的人在說話，異鄉聽鄉音，感到格外親切。上前搭話，才知道是李又然同誌，浙江慈溪人，他鄉遇故知，大家的心一下子就貼近了。
李又然同誌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過，後來在延安文藝抗敵委員會當作家，還在女大教過書，經常翻譯文章，同時也稿創作。
李又然請我們到文抗去玩，文抗有許多有名氣的作家：丁玲、艾青、蕭軍、劉白羽、羅烽、白朗、舒群等。他詢問企霞的情況。企霞告訴他在上海和葉紫一起辦過《無名文藝》月刊，也寫過幾篇文章，如書評，但畢竟不是作家。隻是在上海時就和蕭軍認識，丁玲隻聞其名，還未見過麵。
李又然說：“中央決定要辦一個機關報，叫《解放日報》。組織上決定由丁玲負責文藝欄，她正要物色一位副手，做具體編輯工作，我看你就很合適，如若願意，我可向丁玲同誌推薦。”
企霞表示很願意做文學工作，但又怕青委宣傳部編《青年字典》人手不夠，離不開。丁玲那邊也沒什麼把握。
“那麼，我介紹你和丁玲認識一下，和她談談。”
我們一起去看望丁玲。她三十六七歲，看起來年輕。大而亮的眼睛，笑起來有兩個深深的酒窩。待人真誠親切，一點兒也沒有讓我們感到拘束。
企霞與她雖是初次見麵，卻像早已認識，談得很融洽。談了一會兒，丁玲說：“《解放日報》文藝部剛剛在籌備中，人手很缺，你過去編過刊物，是最合適的人選。希望你盡量爭取能來，我們歡迎你。”
企霞覺得丁玲真誠可信賴，雖然早已是名作家，卻絲毫沒有架子，與她共事，一定錯不了。自己又有誌於文學工作，編輯刊物比編字典更熟悉些，當時就很爽快地答應了下來。並商量好，《解放日報》由丁玲同誌提出要人，青委由企霞自己提出調動申請，雙管齊下，盡快調成。
幾經周折，企霞終於調到《解放日報》。
我帶著吃奶的孩子，隨企霞一起到《解放日報》社，那兒沒有托兒所，孩子要自己帶，我心急如焚，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參加工作，總和企霞商量此事，最後決定把孩子送到延安第一保育院去。
第一保育院的保育員和教師，大都是幹部家屬，人員很少。送孩子進去，自己先要留下來當一段時間的保育員或教師，等孩子長大些能獨立活動後才能離開。於是。我留下了。誰知，我竟長期工作在幼兒教育的崗位上了。
在企霞調動工作之際，有天，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同誌找企霞麵談。他向企霞提了很多問題，企霞一一答複，並詳細地將自己的情況作了彙報。最後陳雲同誌對他說：“你回去等著，研究結果會通知你的。”
不久，中央組織部給機關組織處來函，陳雲同誌親自批準了陳企霞關於恢複黨籍的報告，黨齡從1933年12月算起。企霞聽了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激動得掉下了眼淚。我第一次看見他這樣激動。他說：“恢複黨籍，使我有了第二次生命，這比人的生命還要重要。”說著又興衝衝地把這消息告訴他弟弟陳適五。適五在青年幹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新華通訊社工作。因為他自學英語、俄語，在通訊社搞譯電發報工作，擔任譯電組組長。
看到他那樣高興、激動，我也和他一樣感到非常興奮。
《解放日報》於1941年5月16日正式創刊。開始時隻有兩個版麵，社長博古不主張文藝稿件開辟專欄，認為好的文藝作品甚至可以登在報紙的頭版。到9月16日《解放日報》擴大為四版，增辟了一個文藝專欄，占版麵的八分之一，每周出四五期。文藝欄由丁玲負責，開始時編輯隻有企霞一人，事無巨細，都由他親自抓，選稿、改稿、送審稿、畫版格、送印刷廠、校對……後來黎辛同誌來了。以後又發展的編輯有林默涵、楊思仲（陳湧）、馮牧、白原、溫濟澤等同誌。
丁玲主編文藝專欄到1942年3月11日出至100期為止。文藝專欄改為副刊部，舒群同誌任主編，後由艾思奇同誌任主編，編輯有白朗、陳學昭。
企霞當編輯經常跑印刷廠，對印刷工人很有感情，有時幫助工人檢字。有的文章排好版了，作者要改動，他又急忙跑到印刷廠自己動手。工人們看他很熟悉檢字，就放心地讓他去幹。印刷工人多是上海來的同鄉，與企霞格外談得來，經常在一起喝點酒、聊聊天，很快就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