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早熟的年輕人都會有夢想，說的確切些應該是誌向。因為夢想固然有其積極的一麵，但也有無法達到或實現的空想之意。誌向則不同，是一種正麵的前進目標和動力。
父親陳企霞什麼時候立下自己從事文學工作的誌向，或曰夢想？沒聽他說起過。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盡管從事過很多其他工作，但無論角色如何切換，文學是他終生的不解之緣。
1930年的下半年，17歲的企霞結束了近三年的流浪打工生活，回到家鄉寧波。他長高了，頭腦也成熟多了。
機會終於來了，企霞找到了一份小學教師的工作，生活總算安定下來了。
教學任務很繁重，但企霞是一個有上進心的年輕人。常常是，他抓緊時間完成教學任務後，夜已闌珊，卻正是他讀書寫作的最佳時間。
“九一八”事變震驚了中國廣大的民眾，也震撼了企霞的心靈。他深感自己手頭這支筆的重量。是呀，應該用知識的火把來喚醒懵懵懂懂的廣大民眾，把侵略者驅逐出去，建設一個自主富強的新的中國。
但是，他找不到目標，寫下了如《夢的破碎》、《山野的夢魘》、《我不愛月亮》一類的不少散文……抒寫他心中的彷徨和苦悶。他不知如何把自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係到一起。
他四處投稿，不斷地在報紙上搜尋好的文章，希望找到一個真正的知音。若幹年後，他在一篇文章裏回憶道：
……當時有位老作家彭家煌，化名“蘊鬆”，他可能剛從上海監獄出來，到寧波來避難。他在寧波是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副刊編輯，這個副刊十分有意思，提出了“文學大眾化”的口號。當時國民黨市黨部的頭子，叫陳伯昂（可能是陳伯吹的兄弟），彭家煌是憑著這些老朋友的關係，在寧波避難的。對於《民國日報》這樣的報紙，過去我是從來不看的，因為它明顯的是國民黨的黨報。可後來我在它的副刊上慢慢發現了有不同的味道，就注意了起來，並投過一些稿。當時彭（家煌）常常用“蘊鬆”的化名在副刊上用啟事的方法和讀者聯係，我投了幾次稿後，彭要我到編輯部去見他。我們可以說是忘年之交（當時我隻有十八歲），他是我文學上的第一個老師，他和我談了一些左聯的情況，當時彭是文學研究會會員，記得他和我談的主要內容，是創造社和魯迅的論爭。
企霞在探索，在追尋。年輕人敢想敢做，精力充沛，什麼樣的文學樣式也敢嚐試：小說、評論、散文、隨筆、童話……他都寫。也敢闖，不管大報小刊，稿子寫好了就投。但是，他畢竟對自己的作品沒有把握，用各種各樣的筆名寫，不珍惜，也不保留。
1932年下半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企霞和在上海的一個文學青年餘自強通上了信，共同的理想拉近了他們，很快就稱兄道弟起來。年底，餘自強來信說，你到上海來吧，我們可以一起辦一個文學刊物，闖闖文壇。
兩個誌同道合的青年人，通了那麼長時間的信，彼此渴慕已久，一見麵就有說不完的話。一連幾個晚上，兩人都坐在一起促膝長談，相互之間的了解加深了。他們談的最多的是上海文藝界的情況，有很多共同語言和相似看法。餘自強比企霞僅年長一歲，卻像兄長一樣關心著他，給他很多啟示和開導。多年後，企霞在回憶左聯的文章中，是這樣寫他和葉紫（即餘自強）認識和交往經過的：
一九三二年我在偶然的關係上，和當時在上海的葉紫通信，在寫作上，葉紫對我的幫助和鼓勵是很大的：他大約比我大一、二歲，我們的信件來往是充滿熱情的、互相稱兄道弟的。我寫的一些小東西，他常常幫我介紹給上海、杭州一帶的報刊，當時我是練習寫作，很看不起自己寫的東西，所以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換一個筆名。
二人認為，要想打開局麵，就必須盡可能地利用上海的社會關係，聯絡一些有誌於文學的青年朋友，搞一個文學團體，編屬於自己的文學刊物。大家都是無名之輩，團體就稱為“無名文藝社”，刊物就叫做《無名文藝》。
事情一經商定，馬上分頭行動，四處籌款，找社址。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在上海跑馬廳附近的蓬萊路五號樓上租到了一個小房間，掛出“無名文藝社”的牌子。又經過半個多月的四處串連，這個青年人文學組織就成立了。
1933年２月５日，《無名文藝旬刊》創刊號出版了。企霞和餘自強手捧著這份浸透著他們兩人血汗的刊物，就像捧著一個新生的幼兒，心裏有說不出的激動。餘自強用葉紫的筆名和企霞共同擔任編輯人，企霞用陳思成的名字擔任發行人。葉紫撰寫了題為《從這龐雜的文壇說到我們這刊物》的發刊詞，闡明了“無名文藝社”的來由和《無名文藝旬刊》的辦刊宗旨：
“我們這幾個百分之百的無名小卒，為著思想上性情上都沒有大不了的分歧，又同是一樣的沒有出路，便偶然地組成了這麼一個‘社’。”“這不是一個大大的集團，沒有門牆也沒有派別，就是因為大家都是‘無名’，所以叫它個‘無名社’。我們十萬分誠摯的同情於像我們這樣的無名朋友，歡迎加入到我們這社裏來。大家團結著，用自己的力量來開拓一條新的文藝之路。”
……
“我們不需要頹廢的無病呻吟，更不需要才子佳人的風花雪月，不需要守在象牙之塔裏的藝術家，也不想做一個文壇上的英雄豪傑……”“新的世界，完全是大眾的。大眾的內容，大眾的情緒，一直到大眾的技術。”
這本看起來不起眼的、三十二開的小小雜誌，凝聚了這兩個年輕人的多少心血和希望呀！企霞的散文《夢裏的掙紮》，第一次在自己編的刊物上發表出來。
可是，沒想到的是，《旬刊》在葉紫和企霞的慘淡經營下，隻勉強出了兩期，就夭折了。在那個社會裏，沒有金錢寸步難行。好在在辦刊過程中，他們結識了不少有誌於文學的青年人。和他們辦《無名文藝旬刊》幾乎同時，另一批文學青年組織了一個“海燕文學社”，辦了一個名為《海燕》的刊物，也有因經費不足出刊困難的問題。他們看到《無名文藝旬刊》後，覺得發刊宗旨很合他們的心意，就派了兩個青年人鍾望陽（即杜白兮，蘇蘇）、周鋼鳴到無名文藝社聯係。葉紫和企霞在同他們麵談之後，一致同意把兩家刊物合在一起，在《無名文藝旬刊》的基礎上，擴大版麵，改為十六開本，出一本有120頁的大型文學刊物《無名文藝月刊》。
他們還雄心勃勃地列出一個宏偉的計劃，在出版《無名文藝月刊》的同時，籌備出版“無名文藝叢書”。
３月，企霞自告奮勇回家鄉寧波籌款。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弄到了幾百塊錢。返回上海後，他才知道，為了節省開支，在半個月的時間裏，“無名文藝社”已經兩次被迫遷址。
３月17日至19日，葉紫整理出自己的舊作長篇小說《離叛》，打算出單行本，作為“無名文藝叢書”的第一批著作中的開篇。然而，由於經濟拮據未能付印。
曆盡艱辛，《無名文藝月刊》創刊號終於在1933年６月１日出版了。這一期上，葉紫發表了奠定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成名作——《豐收》，得到魯迅、茅盾和廣大文學愛好者的一致好評。
企霞也發表了書評《她是一個弱女子》，對鬱達夫的同名作品進行了評論。鬱達夫是“創造社”的主將，也是當時中國文壇上一位頗有影響的重要作家，但是，企霞讀書寫書評並不盲目迷信，他隻是說出自己想要說的話。
葉紫在月刊的後麵，別出心裁地設置了一個“編輯日記”的欄目，詳細記載了他和企霞創辦這個刊物時的種種活動和經曆的艱辛，給文學史留下了一份真實的記錄。這兩個青年人藐視困難，麵對未來的樂觀情緒力透紙背。盡管在他們身上仍然有著年輕人的單純和幼稚，但也可以感受到他們火一般的熱情和彼此之間深厚真摯的友情：
四月五日
白兮君來社，適因事外出，和企霞談了很久，留下童話《雪人》。回社來將他仔細讀了一遍。我和企霞都覺得這篇作品的意義是偉大極了，在過去的中國文壇上還沒看見過這樣好意義的童話。雖然技巧並不十分新奇，然而，在描寫方麵有他的獨到處。
十六日
為了生活，七天來沒有跨進編輯室的門，一切皆由企霞在那唱獨腳戲。今天跑來，企霞已經把許多稿子編好了，並且還對我大發脾氣的說：
“你這懶鬼！今天怎麼你也會想到要到這裏來了。許多社友都在寫信來憤罵我們，說籌備了一個多月還沒有出版，稿子也不退還，還有上門上戶來索稿子的。你寫意！你風涼！你把責任都推在我身上……”
“是，是！對不起得很！為了生活，請你！請你……”
我對他裝了一個鬼臉，陪了一個小心，他便吩咐我做事。
……
計企霞編好的有：陶濤的《積穀防饑》，爾昭的《何處是通路》，他自己的《她是一個弱女子》和紹源的《香寶姑娘》等篇。
三十日
稿子差不多編好半個月了，為了社務——接洽印刷所，找發行處，找新社址，籌錢等等——和企霞整天的跑著，沒有一絲毫的閑暇。今天編輯室全部搬到了新址來辦公，心算是要安定許多了。
企霞的《阿高》編進。他的作風是轉變了，在這兒，他已經開始從頹廢的情緒裏伸出了頭來。好壞我現在不想多說，我隻希望他從此天天的長進，一直到偉大的成功。
五月二日
《豐收》今天脫稿了。自己看了一遍，慚愧得紅了臉。企霞說：“還行得通。”我就馬馬虎虎的將它編進去。
……
他們把精心編好出版的、一捆捆散發著油墨香的《無名文藝月刊》，委托給當地的現代書局代為出售，銷路意想不到得好。可是，這一對一心都撲到事業上的純真的年輕人，根本想不到要提防那些唯利是圖的奸商。狡詐的商人一麵背著他們大量翻印倒賣，一麵假惺惺地抱怨銷路不好，賣不出去，不按事先訂好的合同付給他們應得的利潤。這下可好，企霞和葉紫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經費都搭了進去，全部賠光了。再想出第二期，已經毫無辦法可想了，刊物隻好宣布倒閉。
刊物難以為繼，但是企霞和葉紫也有了意外的收獲：由於《豐收》和《無名文藝》受到魯迅和茅盾的重視和推薦，企霞和葉紫都被介紹參加了左聯。
參加左聯後，企霞活動很多，進入了陶行知辦的晨更工學團，1933年企霞在這裏加入了共青團，隨後轉而入黨。積極投入了抗日救國的地下工作，從事工農夜校的教學。企霞凡事都很認真負責，每天的工作排得滿滿的，實際上遠離了文藝隊伍。隨後經曆了兩次被捕……再後來是參加了蘇聯大使館委派的改編抗日武裝的活動，直到1940年前後。
參加左聯後，企霞投身革命活動，思想有了空前的飛躍，不再局限於表達個人喜怒哀樂，而把目光投向了社會底層廣大的受苦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