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無名氏作《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一文，其中《施耐庵之思想》一節寫道：“民權之思想。民何物哉？隻有服從之義務，而無抵抗之權利耶？耐庵以一‘逼’字哭之。逼者，壓製之極也。非逼而作盜，則罪在下；逼之而作盜，則罪在上。作盜而出於逼，則強盜莫非義士矣。且皇帝又何物耶？人皆可以為堯、舜耳。‘晁蓋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此言借李逵發之。漢人臣元，何非奴才之奴才耶？‘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此言借石秀發之。中國之民，罔聞民約之義，發之卻有耐庵。耐庵可比盧梭。”無名氏以施耐庵的民權思想可比歐洲啟蒙運動時代的思想家盧梭，借此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製主義的民主思潮張本。
清末燕南尚生著文駁斥《水滸傳》誨淫誨盜的偏見，大聲疾呼人們重視《水滸傳》的思想意義，他說：“《水滸》果無可取乎？平權、自由，非歐洲方綻之花，世界競相采取者乎？盧梭、孟德斯鳩、拿破侖、華盛頓、克林威爾、西鄉隆盛、黃宗羲、查嗣庭，非海內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無師承，無依賴，獨能發絕妙政治學於諸賢聖豪傑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撰為通俗小說，而謂果無可取乎？”說施耐庵能發“平權、自由”的“絕妙政治學”，似有捧得過高之嫌，因為施耐庵所處的時代，是否已經具備了所謂“平權、自由”的意識，還得打上問號。但燕南尚生把施耐庵與那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相提並論也有一定的道理。《水滸傳》這樣的小說，不同時代的讀者可以從中發現不同的價值，不同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它。像燕南尚生這樣的近代知識分子，從中看到了梁山上的“平等而不失泛濫，自由而各守範圍”———看到了不平，也看到了反抗，其目的正在於為反專製爭民主尋求思想支持。
同是清末的許嘯天在《水滸傳新序》中宣稱：“《水滸》一書，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債團的宣言書，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民意。再進一步說：這個‘索回人權’四字，是千古不磨的民意；這部《水滸傳》，也是千古不磨的人民宣言書。”他甚至認為：“《水滸》自然力的感化，勝過盧梭《民約論》。”確實，《水滸傳》以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人民反抗壓迫，“討回人權”，比單調的說教更富鼓動性。
《水滸傳》一書怎樣影響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隻要看看毛澤東本人的經曆以及本書的全部敘述，就會有清晰的印象和明確的答案。與影響到對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的教育所不同的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他們對《水滸傳》中草莽英雄的革命經驗和鬥爭藝術，已經不是簡單模仿或牽強附會地解釋，而是給予了科學的批判，辯證的繼承，使之上升為更高層次更有理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策略。這裏可以舉一個發生在施耐庵家鄉的事例：
1941年，黃克誠率八路軍南下增援部隊與陳毅、粟裕所部段煥競部隊會師於鹽城獅子口，建立了蘇中抗日根據地。1942年，興化抗日民主政府縣長蔡公傑憑吊施耐庵墓，見那兒水網縱橫，港汊交錯，蘆葦叢叢，宛如水泊梁山風光。正在此時，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為了加強根據地的文化建設，派自己的文字秘書葉芳淵到興化縣政府當秘書。葉芳淵把施氏族人請到縣政府，蔡公傑親自同他們座談，並仔細查閱了《施氏族譜》，確信施氏祖先施耐庵即《水滸傳》作者。但又看到施墓年久失修，於是產生修墓念頭。他把想法向蘇北區黨委和蘇中二分區專員公署彙報後，立即得到他們的支持。1943年4月，興化縣政府撥資，遊擊戰士和施氏後裔自動參加勞動，為時一月即告竣工。修複後的施墓，墓碑背麵刻著葉芳淵起草、蔡公傑修改的碑文，雲：
“夫稗官野史之流，傳宇內者，莫不宣揚統治者之豐功偉績，其為人民一伸積愫，而描寫反抗情緒者，殊不多見，有之，惟《水滸傳》一書而已。
“《水滸》作者施耐庵先生為蘇人。餘於癸未春銜命來宰興化，時國難方殷，倭寇陷境，悉淪敵手，我政府乃於廣大農村中堅持焉。
“……餘慕先生之才誌，蓋能寄情物外，其書中一百零八人之忠貞豪邁，英風亮節，潔身於當時腐朽政治，乃今世為一己利祿所趨而出賣民族，靦顏事仇之漢奸，相去懸殊。
“餘酷愛《水滸傳》之含義深刻，尤慕先生之萃勵襟懷，爰重修其廬墓，以為後人風，或不為非乎？”
這篇半文言半白話的碑文，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地揭示了《水滸傳》“為人民一伸積愫，描寫反抗情緒”的民主性特征，在“國難方殷，倭寇陷境”的時代背景下，以水滸一百單八將的忠貞豪邁，英風亮節，鞭撻“出賣民族，靦顏事仇”的漢奸走狗。並闡明重修施墓，旨在弘揚“水滸”精神，樹立耐庵襟懷，以為後人風範，影響對子孫萬代的教育。
毛澤東曾經多次提議將《水滸傳》等優秀古典小說的精彩片斷編入學校教材，這當然更利於影響對人民的教育。這在延安時期和建國後的教育實踐中，已經付諸實施，使每個有機會讀書的人，都能受到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