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燕青徑望梁山泊來。路上無話。直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李逵、燕青回來，便問道：“兄弟，你兩個那裏來？錯了許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裏應答，睜圓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做粉碎。眾人都吃一驚。宋江喝道：“黑廝又做甚麼？”李逵拿了雙斧，搶上堂來，徑奔宋江。當有關勝、林衝、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將，慌忙攔住，奪了大斧，揪下堂來。宋江大怒，喝道：“這廝又來作怪！你且說我的過失！”李逵氣做一團，那裏說得出。……燕青向前道：“哥哥聽稟一路上備細……”宋江聽罷，便道：“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說？”李逵道：“我閑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卻是畜生！你做得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聽我說：我和三二千軍馬回來，兩匹馬落路時，須瞞不得眾人。若還得一個婦人，必然隻在寨裏。你卻去我房裏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說甚麼鳥閑話！山寨裏都是你手下的人，護你的多，那裏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個不貪色欲的好漢，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耍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個商量。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後來經過宋江、柴進、李逵等人“實地調查”總算搞清楚了，原來是牛頭山強人王江、董海冒用宋江、柴進的名字，搶走了劉太公的女兒。李逵錯怪了宋江，自知“性緊上錯做了事”，隻好負荊請罪。
李逵沒有讀過書，他犯的也不是本本主義的錯誤，可他實實在在搞了一次充滿唯心精神的“盲動主義”———聽風就是雨，劉太公一哭訴，就以為宋江犯了“男女關係”錯誤，有損梁山好漢形象，斷定宋江“不是好人”。燕青根據以往對宋江的了解，判斷“定沒這事”，提醒李逵“莫要造次”。所謂“造次”，就是“盲動”。可李逵哪裏聽得進勸告，結果還是“造次”了。就憑一句傳言虛語，就闖上忠義堂，砍旗幟，砍領袖，豈不是要毀了梁山大業？
李逵的主觀動機是好的，是想維護梁山義軍的形象，也就是維護梁山綠林好漢們的整體利益，但客觀效果上，李逵的“政治估量”是唯心的，“工作指導”是盲動的，問題的根子是缺乏實際調查，結果隻能有損梁山事業。
1930年5月前後，毛澤東時在江西瑞金根據地，紅軍進行武裝割據戰爭也隻有三四年的曆史。一些黨和紅軍遊擊隊的領導者在行動計劃之前，不留心了解社會實際情況，隻是消極地盲目地執行上級指示；即使在黨的高級領導層，也往往隻看共產國際怎麼講，開口閉口“拿本本來”，離開實際調查去估量政治形勢，去指導實際工作，尤其是對軍事鬥爭的指導，多次不顧紅軍的實際力量，主張去打大城市，打中心城市。比如就在毛澤東寫作《反對本本主義》（當時篇名為《調查工作》）一文的1930年5月中旬，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對紅軍的建設、戰略轉變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有錯誤的提法，如“紅軍革命的戰爭隻有進攻，無所謂退守”；“過去在遊擊戰爭中獲得的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經驗一般不適用”；“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餘”，等等（《毛澤東年譜》上卷，第306頁）。“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紅軍遊擊戰十六字方針，上山下水組織遊擊戰爭，在敵人統治薄弱邊境地區建立根據地進行紅色武裝割據的思想，都是毛澤東、朱德等人在井岡山時期提出來的正確的革命軍事鬥爭的原則、戰略和口號，是依據中國的國情、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和進行武裝鬥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提出來的，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但是黨內“李逵式的官長”，卻斷言它們“一般不適用”，要給予“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