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曾用審判台作過比喻：“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審判台前來，或者辨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自己的存在。”這個比喻是針對啟蒙運動時偉大思想家對觀念變革的態度的。同樣，在莫泊桑無情的解剖刀下，《羊脂球》裏也有一個莊嚴的審判台，審判著人物，也審判著讀者的靈魂。
接連連好幾天，潰退下來的隊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過，他們已經不能算作什麼軍隊，簡直是一幫一幫散亂的烏合之眾。那些人臉上是又髒又長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爛的製服，他們既沒有軍旗，也不分什麼團隊，懶洋洋地往前走著。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頹喪，十分疲憊，再也不能想什麼念頭，再也不能拿什麼主意，隻是出於習慣不知不覺地往前走著；隻要一站住，便會累得倒下來。人們看見的，最多的是被動員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愛好和平的人，安靜度日的領取年金者，現在被槍支壓得直不起腰來；還有的是年輕靈活的國民別動隊，他們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們隨時都準備進攻，也隨時準備逃跑；再就是夾在他們中間的幾個穿紅褲子的正規步兵，一場大戰役裏被粉碎的一個師團的殘餘；還有和這些各種步兵排在一起的、穿著深色軍服的炮兵；有時也看得見一個戴著亮晶晶鋼盔的龍騎兵，他拖著笨重的腳步，很吃力地隨著步兵比較輕鬆的步伐走著。
遊擊隊的隊伍也過去了，每一隊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稱號，如“戰敗複仇隊”、“墓中公民隊”、“誓死如歸隊”等，他們的神氣很像土匪。
他們的那些首領，有的從前是布商或糧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現在暫時當了軍人；他們所以被任命為軍官，有的是因為金幣多，有的是因為胡子長。他們上下穿的都是法蘭絨衣服，全身佩掛著武器，鑲著金線；說起話來聲高震耳，經常討論作戰計劃，自以為垂危的法國隻是靠了他們這群大言不慚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維持；不過他們有時候也懼怕自己的兵士，因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來常常超出常規，但是慣於打家劫舍，荒淫縱欲。
據說普魯士軍隊就要開進魯昂城。
兩個月來，本地的國民自衛軍一直在附近森林裏小心謹慎地偵察敵人，有時開槍打死自己的哨兵；一隻小兔子在荊棘叢中動一動，他們便立刻準備作戰，現在卻都逃回自己的家裏。武器、軍服以及他們當初在三法裏方圓之內拿來嚇唬大路上的裏程碑的一切殺人凶器突然都不見了。
最後一批法國士兵總算渡過了塞納河，預備從聖賽威爾和阿沙鎮轉奧特瑪橋去。走在最後的是將軍，他已經不抱任何希望。帶著這些一盤散沙似的敗兵殘勇，實在也無能為力；一個慣於打勝仗的民族竟遭遇了這樣的大崩潰，英勇昭著的民族竟敗得不可收拾，將軍身處其中也是張皇失措，他由兩個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著。
此後，城裏便出現一種深沉的平靜氣氛和一種靜悄悄的驚慌不安的等待狀態。許多做生意做得毫無男子氣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憂心忡忡地在等待著戰勝者，他們戰戰兢兢，唯恐敵人把他們烤肉的鐵釺或下廚的菜刀也當做武器來處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鋪都關著門，街上鴉雀無聲。偶爾有一個居民被這種沉寂嚇倒，急急匆匆貼著牆邊溜過。
等候期間的這種焦躁不安竟使人們希望敵人早來。
法國軍隊走後的第二天下午，不知從哪兒鑽出來幾個騎兵，很快地穿城而過。隨後，過了不大工夫，從聖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來了黑糊糊一大片人，同時在通往達納塔爾和布瓦紀堯姆的兩條公路上也潮水般湧來了兩股侵略軍，這三支隊伍的先遣隊正好同時到達市政府廣場會師。於是從附近的各條街巷，德國軍隊都開了過來，一營跟著一營，沉重的、整齊的步伐踏得街石橐橐地響。
沿著那些好像無人居住、死氣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喊口令聲；同時在關著的百葉窗後麵，有許多隻眼睛在那裏偷偷地瞧著這些戰勝者——他們依據“戰時法”，現在是本城的主人，財產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戶，都留在他們遮得烏黑的屋子裏，非常驚慌，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濫和毀滅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麼聰明，多麼強壯，都毫無用處了。因為，每逢事物的舊秩序橫遭摧毀，安全不再存在，人為的法律或自然法則所保護的一切東西都聽憑一種凶殘的無意識的暴力來擺布的時候，人們就不免要有這種同樣的感覺。地震把整整一個民族壓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濫之後，淹死的鄉民、牛屍和房上倒下來的梁柱就一起順流而下；打勝仗的軍隊一到，便要屠殺自衛的人，帶走被俘虜的人，以腰刀的名義大肆搶劫，以大炮的聲音來向某一個神表示謝意。所有這一切都是極可怕的大災害，使我們無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義，也不能如人們教導我們那樣，再信賴上天的保佑和人類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