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夏天，為是否打長春，如何打長春，東北局的林彪、羅榮桓等領導人和中央曾有過一場討論。5月29日，東北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對長春“久困長圍”方略。報告說：
根據敵之戰力、兵力、工事綜合來看，則我軍攻長春，即會付出最重大的傷亡，最後仍可能無法解決戰鬥。此種戰鬥絕非一個猛攻可能拿下，而須逐屋逐堡奪取，費時須長時在敵炮火飛機轟擊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隊每連隻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無力繼續維持進攻；而敵仍能保持半個城市，使我無法啃下。那時在城內扼火力，拚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擊與退出，使部隊實力與士氣遭受重大的損傷。此種結果，對我甚為不利。……連日我們反複考慮，並經東北局常委開會討論，又照顧各縱、師首長對攻長春所表示的信心並不甚高，因此我們建議改變硬攻長春的決心，改為對長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長圍。
毛澤東和朱德都不太同意上述意見，並對上述意見提了不少問題。
6月5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出了對付長春可能采取的三種方案：一是進攻，但是無把握；二是以少數兵力圍困，主力南下北寧線，但是敵人可能突圍逃走；三是以部分主力實行長期的圍城打援。他們的主張當然是第三種方案。
當遼沈戰役已經結束之後回頭再來看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東北領導人的上述意見，的確顯得過於小心、過於謹慎。這種小心和謹慎是由於兩次四平之戰和５月間與長春守敵的一仗血的教訓給他們所帶來的（5月下旬，東野以兩個縱隊試攻長春，隻攻占了大房身機場和城外幾個據點，未能攻克長春的堅固工事，雖然消滅了5000多名敵人，自己也傷亡了2000多人）。他們是東北野戰軍的最高指揮，在已經吃了幾次虧之後，不打無把握之仗，不讓部隊受太大的損失，這種態度也完全可以理解。對於打大城市、打大型的攻堅戰的把握與信心，是在錦州戰役的實踐之後才完全樹立起來的。但是，如果把林彪和毛澤東當時來往電報一對比就可以看出，在對大局的觀察、判斷和把握上，毛澤東是要比林彪高出一頭。不過，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正是出於對東北局領導人的上述思想活動的考慮，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雖然不很同意他們的意見，但還是在６月７日的電報中“基本上同意”了他們的方案。於是，對長春進行“久困長圍”就成為由東北局提出、經中央軍委同意的決策。
決策既定，就得堅決實施。東北野戰軍為了便於指揮北滿的戰事，在1948年4月組建了前方第一指揮所（8月24日改稱為第一兵團），以蕭勁光為司令員，蕭華為政委，陳伯鈞為副司令員，唐天際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為參謀長。6月，東野總部決定由第一指揮所具體執行長春的圍城任務，第一指揮所對外就稱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圍城指揮所。圍城部隊原來是以一縱和六縱為主，6月份以後，東野總部將一縱和六縱的兩個師撤下來休整（後來一縱去了沈陽地區，六縱去了北寧線打錦州），而以十二縱的三十四師和三十五師，六縱的十八師、獨立六師、七師、八師、九師、十師和一個炮團，總共約14萬人組成圍城部隊（遼沈決戰開始後，圍城部隊完全由十一個獨立師和一個騎兵師擔任），在蕭勁光和蕭華的指揮下，按東野總部“要使長春成為一座死城”的命令，對長春進行了全方位的嚴密包圍封鎖。在由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共同發布的指示中，對於封鎖長春的具體部署是：
（一）劃長市周圍50裏以內為封鎖區，在此區內除軍事所必須者外，應禁止人員車馬自由通行。必須通行者由各縣政府製造通行證用居留證發給人民（軍隊人員外出者由團部發通行證），以便憑證檢查。
（二）在宣布斷絕對長市商業關係、嚴禁糧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後（由總部出布告），凡以上項資料偷運過境企圖接濟敵軍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機關（地方歸縣，軍隊歸團）予以沒收處理。但持有證明文件並其所運物資係流向我區者，則必須允許放行，不得借故留難。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規定手續執行沒收者，必須從嚴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