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自1841年《莫格街謀殺案》誕生那一日起，幾乎每一位推理作家都會去嚐試挑戰密室這一極致類型，但真正能專注與這一領域的並不多見。二階堂黎人正是極少數癡迷於此的人物。蘭子係列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包含了不止一起不可能犯罪。二階堂黎人也在其中將其對約翰·狄克森·卡爾的喜愛發揮到了極致。他不僅借著蘭子之口多次提及了卡爾，甚至蘭子總是遇到的密室也是卡爾作品中情形的再現。二階堂黎人對不可能犯罪創作的執著，對約翰·狄克森·卡爾的喜愛，在日本無出其右，“日本卡爾”的稱號也應運而生。
但是，細細究來，蘭子係列的不可能犯罪作品，相比於卡爾的作品又有極大的不同。這是因為身為東方人的二階堂黎人，並未完全模仿卡爾的西式風格，而是融入了更多的東方元素，形成了二階堂黎人獨特的創作模式。對於熟知卡爾的讀者而言，反而很難認同其與卡爾的相似性，甚至會進一步質疑“日本卡爾”這一稱號。那麼，號稱秉承卡爾創作理念的二階堂黎人，究竟繼承了卡爾的什麼呢？
談及約翰·狄克森·卡爾，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密室之王”的稱號。卡爾一生創造了近百個各種密室，他對於不可能犯罪的貢獻在推理文學中當屬第一人。但卡爾的更大貢獻在於，他將哥特氣氛渲染完美地融入了推理小說，並將其發揚光大。與此同時，卡爾還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典型的卡爾風格的故事，或者是不斷逆轉導致表象與真相截然不同，或者是所有事件錯綜複雜地交錯在一起。唯有卡爾才能如此完美地將這些複雜事件合理地展現出來。和其他諸多日本推理作家一樣，二階堂黎人在情節布局方麵的設置雖然相比卡爾略差一截，但其他方麵，卻將卡爾學了個十足。
二階堂黎人對卡爾的喜愛與崇拜，首先是“密室”層麵的。二階堂的早期作品，都是在致敬卡爾的作品。這些作品中都包含了與卡爾特定作品相對應的密室謎團。例如《地獄的奇術師》的密室謎團，實際上是在模仿卡爾的名篇《第三顆子彈》（The Third Bullet，1937）；《吸血之家》的無足跡案件，實際上是在挑戰卡爾的鐵絲籠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Wire Cage，1939）；《惡靈公館》則是在同時致敬卡爾的《三口棺材》（The Three Coffins，1935）與《燃燒的法庭》（The Burning Court，1937）；而《聖奧拉斯修道院的慘劇》，則是二階堂對“連續自殺”這一謎團作出的勇敢嚐試。而且，身為作家的二階堂黎人，誌向遠不僅僅在於“致敬”，而是包含了他對於密室的獨特思考與歸納總結，其產物就是《惡靈公館》中不同於《三口棺材》的密室講義，以及《吸血之家》中首創的無足跡講義。然而，這些行為從另一方麵來看也給人以“二階堂黎人這個作家一直活在卡爾的陰影之下”的感覺。可喜的是二階堂黎人在隨後的作品中就跳出了這一模式，隨後的《恐怖的人狼城》與《魔術王事件》等等，都不再是對卡爾作品的簡單模仿，而更多地展示了二階堂黎人本人對於密室謎團與解答設計的想法。以向巨人學步為始，並邁出自己的步伐，這正是二階堂黎人走向成熟的標誌。
二階堂黎人真正對卡爾創作風格的領會，則體現在他對哥特風格的轉化吸收上。哥特風格的核心，就是基於深宅大院以及各種怪力亂神現象的氣氛渲染，這對於不可能犯罪作品而言，雖然並不必需，但卻也是相當重要的。雖然在東方世界裏，這些現象依然存在，但就細節而言還是與西方定義的“哥特”存在很大不同。例如，橫溝正史的諸多作品，設置背景往往是封閉的日本村落，讀者們同樣可以看到家族血腥謀殺、鬼神崇拜與詛咒等與哥特平行的風格，但這卻是日本獨有的文化，是隻有在日本才會發生的案件。二階堂黎人的創作觀，除了受到卡爾的影響之外，也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橫溝正史等前一輩作家的風格。這正是古典解謎的日本表現。古典推理的背景設置，從來都不適於在現代，那個充滿愚昧與未知，文明剛剛開化，科技尚未騰飛的時代永遠是本格作家們的最好選擇。二階堂黎人的故事設定，也充滿了這種古典風。但和他的日本前輩門有所不同的是，二階堂黎人的舞台設定一般是戰後日漸沒落的華族世家。這類舊貴族階層，實際上是吸收了本土東方傳統文化與外來西方先進文化的產物。藉由這種文明的衝突，二階堂黎人成功地將哥特風格引入了日式古典推理中：同樣是有著悠久曆史的深宅大院，各種源於東方或來自西方的怪力亂神現象，接二連三的不可能犯罪。也許這已不再是西方讀者眼中的哥特文風，但二階堂黎人成功做到了他的東西方前輩們當年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