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其崇敬欽佩，因而對其謀略思想及作戰指導加以總結，整理而書成簡篇當屬情理所然。
如《漢書·藝文誌》即載呂尚著有《太公》、《謀》、《言》諸書，但均早已散佚。《三國誌》注引《諸葛亮集》謂劉備在遺詔中曾提到《六韜》，並說讀之“能益人意誌”。
而《隋書·經籍誌》收錄有《六韜》書目，題為周呂望著。
但自宋以來，一直將其視為偽書，《四庫全書提要》即認為《六韜》未必漢時舊本，說它“詞意淺近，不類古書”。
但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前期古墓中出土了54枚《六韜》殘簡，證明在西漢前此書已經廣泛流傳。
從現存《六韜》所記述的軍事思想、戰爭規模及騎兵戰術等內容看，其中大部分不可能產生於周初。但據專家們考證，該書至遲當完成於戰國末期，即周顯王時期。
但結合周初情況及呂尚事跡進行分析，確有部分內容與呂尚的軍事思想相一致。
因此我們認為，《六韜》一書很可能最早是記載呂尚軍事思想的語錄，隻是後人對其不斷增飾，到戰國時便形成了現在《六韜》的麵貌。
再者從該書以文王與呂尚問答對話的形式進行闡述，亦可以得到一定的說明。
《六韜》包含《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和《犬韜》六篇，涉及戰爭觀、戰爭謀略、作戰指導和軍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麵的軍事理論，內容極為豐富廣泛，其中能反映呂尚軍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強調爭取人心
在《文韜》中，多次強調收攬人心的重要性，並提出收攬人心的具體方法。
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及“愛民”、“惠民”、“修德”等，盡管這些思想完全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但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湯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對照呂尚在滅商戰爭的準備和實施過程中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六韜》中收攬人心的思想與呂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
再者，與呂尚同時的周公也曾說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後產生的軍事理論著作《軍誌》、《軍政》也有“有德不可敵”等，與呂尚的思想亦可謂一脈相承。
由此可見，通過對曆史經驗的總結，結合對敵鬥爭的需要，作為周軍政大員的呂尚，完全有可能已認識到人心向背與戰爭勝負的關係，因而采取了適合不同階層要求的一係列措施，以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和擁護。
但是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強調的爭取人心，主要是為了穩定奴隸製的社會秩序、緩和民眾及奴隸們與奴隸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
如《文韜》第一章開篇就直言不諱地用釣魚米比喻收攬人心，即“緡（釣線——引者注）微鉺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盡力賣命——引者注）”，可見呂尚爭取人心是以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利益為前提的。
第二，主張政治攻心，瓦解敵人
《六韜》第二篇《武韜》中，有《文伐》一章，所謂“文伐”即今天所說的政治攻勢，與“武伐”相對。
《文伐》的內容分為十二節，主要是談如何運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敵人，達到武伐所不能達到的效果，並為武伐創造有利條件，如“因其所喜，以順其誌”、“親其所愛”、“尊之以名”，“輔其淫樂”、“養其亂臣”、“收其內，問其外”以及“賂以重寶”等等。這些內容雖然多是戰國時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與呂尚輔文王時采取的麻痹紂王，分化瓦解商統治集團的種種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說《文伐》中的思想是呂尚思想的記錄和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