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呂尚已經認識到了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即為了奪取戰爭勝利，不能一味靠軍事進攻，還必須善於實施政治攻勢，隻有將二者緊密結合，才能順利地實現戰爭目的。
當然，呂尚在這方麵的思想還很膚淺，還未係統深入，隻能認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呂尚已經具備的。
第三，文武並重，謀略為先
《六韜·武韜·發啟》中說：“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大智不智，大謀不謀”，意為戰爭在於以智取勝，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而要做到以智取勝。高明的人運用智慧於無形，使人不見其智，運用謀略於作戰之前，使人對其意圖不能察覺。
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強、離親、散眾”，就要“因之，慎謀”，就是說要對付強敵，要使其眾叛親離，最好的辦法是表麵順應敵人的意圖，實際上則秘密運用謀略。
另外，在《兵道》章中還說：“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即用兵之道在於把握戰機，造成有利形勢，要造成“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的假象，以迷惑敵人。
以上這些論述與呂尚在滅商之戰中不因自己勢力的迅速發展而立即發動決戰進攻，自始至終沒有忘記用智謀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當商王朝分崩離析之際，又不失時機毅然發動進攻等政治、軍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
這足以說明《六韜》中重視謀略製勝的理論，實來源於呂尚的軍事思想，是呂尚謀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4、呂尚對中國軍事史的重大貢獻
呂尚是我國最早的偉大軍事謀略家之一，他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他曾輔佐周王在滅商建周和鞏固周朝統治的軍事活動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還因他對中國軍事史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綜合呂尚的軍事思想及在軍事活動中的表現，其對軍事史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敢於對當時在軍事領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天命”思想提出挑戰，注重人對戰爭的指導作用，將謀略視為對敵鬥爭的重要手段，並創造了以謀製勝的最早戰例，為“兵者，詭道也”的軍事理論開辟了道路。夏商之交，天命論在人們的思想中仍占統治地位，軍政大事均需占卜祈請上天指示方可行動，從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辭看，其中相當一部分與軍事有關。在當時不僅出征之前要卜問吉凶，而且還要占卜以擇吉日。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們對戰爭本身的認識還很膚淺，成敗均被看成是天命所致，因此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
當時能看到的隻是人的數量與勇力，至於指揮人員的主觀能動作用，尤其是智慧與謀略的運用，幾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當時的戰爭簡單地表現為戰爭的發動與戰場上的格鬥。
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處於商末周初的呂尚，通過對過去戰爭和自己軍事實踐經驗的總結，初步認識到了人的指導作用對戰爭的重要意義。
在滅商戰爭的準備過程中，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輔佐周王采取了一係列的“文伐”措施，而在選擇決戰進攻時機的關鍵環節上，極力堅持人（即自己）的分析判斷，作出了正確的決策，創造了“謀攻”的著名戰例。這種勇於衝破天命思想束縛的果敢舉動，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