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大而言之是氏族、部落、階級、政治集團、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具體言之則是人與人之間力與技的較量。同人與野獸的鬥爭一樣，人與人之間的搏擊從一開始便是借助於外在的器物而進行的。作戰所用的兵器導源於原始人群時期的漁獵工具，自從有了戰爭，人與野獸鬥爭的工具開始轉化為人與人鬥爭的兵器，因此最初的兵器是與生產工具同體的。
在原始社會晚期和夏代，由於生產力水平的限製，石兵器（包括骨角器、竹木兵器）占據著統治地位，但較原始社會早期的工具有了很大進步，不僅器型種類增多，當時能用於作戰的有刀、匕首、矛頭、錐、戈、箭（鏃）、斧、鏟、棒等，而且在製作上有了很大提高，普遍采用磨製，同時還掌握了鑽孔裝柄等製作複合器物的能力。
到商、西周時期，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手工業的發展，在製陶技術的基礎上冶金及鑄造技術迅速發展起來，而銅是當時唯一能大量冶煉的金屬，於是青銅兵器盛行一時。
從考古材料看，商代軍隊已裝備有大量不同種類的青銅兵器，如戈、矛、刀、斧、箭（鏃）及甲胄等，但木右兵器仍是武裝軍隊的重要兵器。西周時，青銅冶鑄業獲得更大發展，出現了以製造兵器為主的青銅手工業，在青銅兵器的生產上，不僅數量遠勝於商代，而且製作技術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商代的基礎上，不少兵器得到改進並定型，還出現了劍、戟等新的兵器種類，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能力。
自夏代開始，車便開始用於作戰，出現在戰場上。
商代，車被更多的用於戰爭。到西周時，可以說達到了車戰的鼎盛時期，戰車的數量更大，製作更為牢靠堅固，而且挽馬也由2匹增為4匹，其運載能力加大。
兵車的出現與發展不僅為軍隊增添了新的裝備，而且還由此產生了新的兵種——車兵，軍隊的編製由原來（商代）的車、步單獨編組變為以戰車為中心的車、步混合編組，戰車則以“乘”、“偏”等按一定數量編為大小不同的作戰單位。與此相適應，兵車的出現和發展還導致了戰術的重大變革。
戰爭是有組織的人類之間的鬥爭，戰爭從組織發動直至戰場的指揮都必須由有權威和謀略的人來完成。從考古發現中我們看到，在以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原始社會晚期，就已出現了指揮戰爭的軍事首領。在軍事民主製之下，他們具有雙重身份，他們平時因為是狩獵墾荒的能手而被推為氏族部落酋長，戰時則成為勇士，並被推為軍事首領而杖鉞執旄。但是，由於部落之戰尚處於人類戰爭的早期，作戰方式簡單，而且往往是一戰而定勝負，因此還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形成內容豐富的戰略思想，也沒有產生出具有特色的複雜戰術。
從夏至西周，隨著戰爭性質的變化、戰爭規模的擴大、頻率的加快和作戰方式的日益複雜化，人們在長期的軍事鬥爭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形成了中國早期的謀略思想和作戰指導原則，並創造了湯滅夏鳴條之戰、武王伐桀牧野之戰等充分運用各種謀略和作戰指導原則的典型戰例。由於謀略和戰爭指導原則的重要性日益被人們所認識，因此當時的一些戰略思想和作戰指導原則被記錄下來，並整理成篇，不僅殷墟卜辭和《易經》對當時軍事思想有大量反映，而且還出現了《軍誌》、《軍政》等專門的軍事著作——兵書。
戰爭和軍事思想的發展，造就了諸如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