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生產，加強武備上，以此形成威懾力，使苗蠻畏之而服，這為後來禹伐三苗奠定了基礎。
禹伐三苗是兩大集團間的一次大決戰。
《墨子·非攻》載：“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可知禹為聯盟領袖時，三苗內部發生了變亂，禹乘機以受命於天為借口，大舉向三苗進發。他在動員令中指出：“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上天“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①，申明伐三苗是因為三苗不敬神靈，且以重刑殺戮無辜之民，而上天憐念民眾，要以威武之舉來懲罰苗民，將其斬盡殺絕，征苗之舉乃上天之命。
出征前，禹舉行儀式祭天地祖先並誓師，再次表明代天行罰之意，即所謂“非唯小子（自己謙稱），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於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封）諸群（君），以征有苗”（《墨子·兼愛》）。
據《墨子·非攻》載，戰鬥非常激烈，“四（雷）電誘（誖）祗（振），有神人麵鳥身，若瑾（奉圭）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將），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即戰場上象雷電一樣震天動地，禹有人麵鳥身的神護佑，三苗首領被箭射中，苗師大亂，兵敗，從此逐漸衰亡。禹此役大獲全勝。
① 《呂氏春秋·召類》。① 《尚書·呂刑》。
從上述傳說中可見，堯舜禹時期的戰爭，其目的已較以前有了很大變化，不再是單純的部落之間的複仇械鬥和對生活居地的爭奪，更主要的表現為對財富與戰俘的掠奪。
如《國語·周語下》記載，太子晉諫周靈王時，追溯“黎苗之王”被滅亡的情況說：“人類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於民”，說明禹征三苗勝利後，不僅僅是將三苗打敗或趕走，而是實行“亡其氏姓”，說明俘其人民為奴隸的政策，已成為戰爭的目的之一。
３．軍事民主製下的軍事首領
如前所述，遠古戰爭自仰韶文化時期就已發生，然而在原始社會末期的戰爭，雖有不斷擴大、頻繁之趨勢，但仍處於最早階段，軍事的各要素並未齊備，許多因素尚未產生或正處於孕育階段。但自有戰爭之日起，就有了軍事首領，因為戰爭是人類有組織的活動，至少得先將人集合起來才能投入戰鬥，這樣就得有人來承擔這一職能。
在原始社會氏族公社時期，人類團體的構成形式，決定了每一氏族都必須有德高望重、有經驗且在身體素質方麵有突出優勢的人來擔任首領，氏族的一切活動從生產、生活到對其他部族的械鬥、戰爭，均由其組織管理，而當部落聯盟出現後，被推選的部落聯盟首領需擔任同樣的職責。無論是氏族部落酋長還是部落聯盟首領，其職責範圍包括氏族部落活動的各個方麵，因此在遠古戰爭中是沒有專職的軍事指揮的。
部落酋長和聯盟首領實際上具有雙重身分：在日常生活中，因為他們是生產的能手，經驗豐富，德高望重而負責維持族內的秩序，安排生產；而在戰爭發生時則因為身強力壯成為勇士，被推舉為首領而組織指揮戰爭，他們組織指揮戰爭主要是憑借自己的聲望，通過動員族眾來進行。
《司馬法》所謂：“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就是以勸戒的方式極力宣傳戰爭對氏族部落存亡之利害關係，使族眾認識到戰爭的必要而自覺應命從征，前麵所述禹在伐三苗前注意戰前動員、舉行誓師大會即是明證。因此他們之所以成為軍事首領是以在氏族部落中的地位為前提的。從大汶口文化時期遺址發現的墓葬可以看到，自有戰爭之時起，氏族部落首領就具有了雙重身份，因為被證實是軍事首領的墓主都極富有，這是特權的象征，也是戰爭的結果。隨著私有觀念的增強，作為部落首領，積累私有財產的欲望驅動他們利用特權去發動戰爭；而戰爭的發動和進行，使其在頻繁的掠奪中，不僅鞏固加強了自己的權力，而且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包括戰俘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