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述哀公元年夏少康複國一事，謂少康被寒浞追殺，逃奔有虞氏，有虞氏首領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論，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其中少康“有眾一旅”的“旅”字當解為軍旅，而“眾”當是對居民團體的稱呼，很顯然這些民眾不是追隨少康逃亡的夏族成員，而是虞思賜與少康邑地上的有虞氏的族民，因此“眾”反映的內容已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域團體了。再如後羿“因夏民而代夏政”也說明當時的民眾的地域關係已較血緣關係更為密切，奴隸製國家的基礎已不是血緣關係而是地域關係。
“有眾一旅”把“眾”和“旅”並提，說明夏朝的“眾”具有亦民亦兵的雙重身份，既是村社成員又是戰士，他們在戰時被動員以“旅”的形式編組成為奴隸製國家軍隊。
在整個夏朝，尤其是其初建時期，氏族與國家間的矛盾非常激烈，夏王朝統治範圍內的不少氏族，如有扈氏等，曾公開與夏王朝對立，發動武裝鬥爭。很顯然，他們借以與夏王朝對抗的還不可能是國家軍隊，而是氏族武裝。這些武裝力量的組成形式，和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部落武裝並無太大區別，這是夏王朝統治區內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但這些氏族內部並非一成不變，隨著自身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條件的影響，它們也在不斷地向國家轉化，其武裝也隨之變成國家軍隊。
這種變化是從一部落或氏族接納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員擔任公職開始的，這種情況在當時並非鮮見，如夏少康出任有虞氏的庖正，伯明氏的寒浞做有窮氏的相；夏後氏的臣靡，先事有窮氏後羿，後又投靠有鬲氏等均是其例。
這種情況的出現，必然會導致氏族血緣關係的瓦解和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國家軍隊的產生。由上述可知，夏代除王朝國家軍隊外，還較普遍地存在著氏族武裝，並在夏代曆史上起過重要作用。後羿、寒浞奪權及少康複國，均得力於氏族武裝，但這些氏族武裝隨著氏族製向奴隸製國家的轉化，也逐漸演變成國家軍隊了。
２．夏代軍隊的編製和兵種
軍隊是為了戰爭而存在的，與氏族部落戰爭的集體械鬥不同，國家軍隊是有組織、有編製的。遺憾的是，有關夏代軍隊編製的記載極少，其詳細情況不得而知。僅就《左傳》所載夏少康“有眾一旅”推測，“旅”可能是夏代軍事編製的最大單位，至於其下有無多級軍事組織以及基層組織是什麼，均不可知，但有一點是可能的，即軍隊的編組方法與村社組織形式有密切關係。
關於夏代軍隊的兵種，從當時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水平來看，結合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可知有步兵、車兵兩種。
夏代的步兵，是當時主要的兵種，因為當時還沒有騎兵，車兵雖已出現，但就當時生產力水平而言，兵車的生產能力是很有限的，自然車兵還不可能占主導。我們雖然可以推知步兵是夏代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文獻中關於步兵的記載可謂鳳毛麟角，或語焉不詳，其如何編組，如何作戰，難以具體描述。
如上所述，在夏代已出現車兵，但數量很少。車兵是以車的出現為前提的，車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出現，《淮南子·說山訓》說：“古人見飛篷而知為車”，先秦諸子多說“奚仲作車”（《世本·作篇》，並見於《墨子·非儒》、《荀子·解蔽》和《管子》等書），據《左傳》杜預注：“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即車正。
又，《史記·夏本紀》記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可見夏禹時已有了車。到夏初車已經有相當數量，如《夏書》說：“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即把車作為賞功酬勞的物品；《世本·作篇》說：“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馬”，胲為商湯七代祖先，相土為十一代祖先，據甲骨卜辭證實，他們均生活在夏代。因此，夏代有車是毫無疑問的，而且用於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