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已卑人”,換上“誠恕”之心,謙虛之道。他的胸襟日益擴展,性格日益寬厚,到與左宗棠初次會麵以前,他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凡事必爭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涵養極好遇事忍讓的中年人,對朋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他總結說,對朋友,首先要誠,“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第二是敬,“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為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然後是渾,“惟忘機可以消眾機”。人際交往中凡事不可過於計較,分得太清楚。最後,則要做到“不嫉妒”。曾國藩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以至於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為遺囑,囑咐後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順利,正是建立在曾國藩的深厚修養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貫注於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這一段功夫。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二 第一次斷交(5)
當然,一個人要成為“內方外圓”的“聖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雖然經過了艱苦的自我砥礪,但是從北京剛剛來到地方官場,曾國藩的棱角仍然顯得過於分明,處事仍然過於方剛和理想主義,對地方官場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汙濁一時難以適應。他在江西數年與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場體製的原因,也有性格和處事方式的原因。
從鹹豐七年二月到鹹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在老家呆了近一年半時間。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間刻苦自修之外,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生命關節點。極為好勝的曾國藩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他意識到,辦事風格手段過於生硬,是他處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為圓通。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從此大大提高。這首先就體現在曾左關係當中。
左宗棠與曾國藩雖然關係僵了,但是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關係一直不錯,與曾國藩斷絕音信之後,與曾國荃卻音書不絕。這是曾左關係中一個有點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實也理有當然。左宗棠與曾國荃性格相投,他們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辦事直來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國藩的磨磨嘰嘰,瞻前顧後。他們命運也有共同之處,都是科舉不中,以軍功升遷,彼此同病相憐。更加上曾國荃從戎之初得到過左宗棠的用心指點,對左宗棠的才能十分欽佩,在資曆功業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對左氏的聲威名望從不曾構成威脅,左宗棠一直從容地保持著居高臨下之勢,所以兩個人終生關係不錯。
曾國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卻不想因自己而影響弟弟與左宗棠的關係,因此特意給弟弟寫信說: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荃本來夾在兄長和朋友當中,不知如何是好,這下知道了兄長的態度。在與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調和二人關係,勸哥哥先給左宗棠寫封信。
這恰恰和曾國藩想到了一處。在曾國藩居鄉時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對與左宗棠關係的反思。經過反複思考,曾國藩認為,從恕道待人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寬恕左氏的這一舉動。畢竟在他心中,洶洶天下,隻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要拯救天下,離不了與這兩個人的通力合作。後來的鹹豐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國藩在家書中曾這樣評價:“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之、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可見他對左宗棠的一貫重視與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勸解下,他開始努力恢複與左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