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作為一個初學者，學術成果無幾，隻是在《中山大學學報》、《南方人口》、《民族研究動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廣州社會》等刊物公開發表論文9篇，代表作主要有：《試論族群與族群認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澳門人口與族群》（《南方人口》1996年第3期），《論布魯斯炊格爾的民族考古學思想》（《民族研究動態》1906年第2期）。如果說有所創新的話，我個人認為就是對族群概念的界定，在此也一並提出來，希望各方專家指正。我在研究中分析綜合了有關的概念，並結合個人的理解，對族群概念作出如下界定：在較大的社會文化體係中，由於客觀上具有共同的淵源和文化。因此主觀上二自我認同並被其他群體所區分的一群人，即稱為族群。其中共同的淵源是指世係、血係、體質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語言、宗教、習俗等，這兩方麵都是客觀的標準。族外人對他們的區分，一般是通過這些標準確定的。主觀上的自我認同意識即對我群和他群的認知，大多是集體無意識的，但有時也借助於某些客觀標準加以強化和延續。我認為可以在較廣的範圍內使用該定義，即可以等同於我國的民族一詞；亦可以指民族的下位集團“民係”，如客家人、廣府人、潮州人等；還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如華人族群等。本界定看似寬泛，其實具有很大的適用性，如同文化的定義一樣，盡管無所不包，但在具體操作上，很容易把握其具體涵義，並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容易發生歧義。
我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宗教人類學，這是我新介入的一個領域，也是現代人類學所必須觸及的一個方麵。同時，我還在對族群作進一步的研究，如澳門族群方麵及企業中的族群關係及族群認同。另外，基於以往的田野調查基礎，我還會旁顧一下流動人口的研究。
徐：有的學者認為人類學在中國已經崛起，您認為如何？您對人類學在中國的現狀如何評價？
孫：我認為這種看法未免過於樂觀。因為人類學是一個從西方引進的學科，引進的曆史並不長，況且其間又經曆了撤銷與恢複的過程。實質上它正處於重建後的發展過程中，充其量也就是正在崛起。中國人類學的現狀是挑戰與機遇並存，機遇大於挑戰；困難與希望同在，希望多於困難。目前，學科內的對話已經展開，但更重要的是實現學科間的對話及人類學與現實社會、與世界的對話。
徐：人類學在中國發展的難點是學科地位問題，似乎已經成為多數學者的共識，您對此有什麼看法？有什麼建議？
孫：人類學發展的學科地位問題在全世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對人類學等學科的興趣和支持已有所下降，人類學的本科教學計劃的投資也已削減，其在大學中的教學和研究職位的數目已減少了。這種情況，也許是學科發展、分化時期的正常現象。的確，在我國，人類學所麵臨的還不僅僅是這些，在學科歸屬、學位設置等方麵還沒有理順。但人類學者不能隻是等待或抱怨，應積極地爭取。首先，要用自己的學術成就去奠定我們的學科地位。其實，大家也是這麼做的。近幾年，應用人類學理論研究我國的曆史和現狀的學術成果紛紛麵世。在此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應該將我們的研究成果通過多種渠道公布於眾，牆內開花牆外也要香。其次，也希望在國家政府中有影響力的學術帶頭人積極為人類學鼓與呼，讓政府和社會能夠了解人類學潛在的價值。這樣，再加上廣大人類學工作者的實幹，不久的將來肯定會為人類學在眾多的學科中爭得一席之地的。
徐：人類學本土化是全世界人類學者所麵臨的共同問題，請您談談人類學本土化在中國應如何“化”法？
孫：人類學本土化自20世紀30年代以吳文藻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首倡以來，一直是中國人類學者所追求的。期間幾經波折，到80年代初期人類學重建後，人類學的本土化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而今。麵臨著世紀交替、新老學者交替，人類學研究的主題更加多樣化、專門化。在多元的世界格局中，許多社會文化背景值得以人類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人類學在初創時期是以對原始的“未開化”民族為研究對象的，屬於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衍生物。當時，人類學者的研究隻是側重於對某一族群、某一社會的習俗、製度進行靜態的記錄、分析、解釋。人類學發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於對原始部落進行考察，而是將視野擴展到工業化社會。況且由於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全球擴展，即使是研究小村莊、小城鎮，也離不開分析其所處的國家與社會大環境。除少數極度同質和孤立的文化群體以外，文化群體之間的接觸及互動必然產生形式多樣的族群關係。正如吳燕和先生所說的：“動態的文化分析與解釋，動態的文化傳承與蛻變，乃是文化人類學繼續不變的工作目標。”人類學在中國的本土化也應堅持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