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莊公四年（公元前690年）說，楚武王排列成“荊屍”①之陣，向軍隊發授戰戟，去討伐隨國。
又，閔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說，狄人伐衛，衛將戰，“國人受甲”。
軍隊的武器，戰時由國家發授，戰後複繳還國家。
因此，國家專門設有一套保管武器的官吏和機構。
據《周禮·夏官》載其《司兵》職掌“五兵五盾”的授受。
《司戈盾》職掌“乘車”、“貳車”及“旅賁及虎士”戈盾的授受。
《司弓矢》職掌“六弓四駑八矢”的授受。
《校人》職掌“五馬之政”。
據《周禮·春官》，《司常》職掌各種戰旗，《鼓人》職掌各種戰鼓與金器，《車仆》職掌各類戰車等等。
《左傳》襄公九年則記載，宋國有工正掌管“出車”，校正掌管“出馬”。
他們“備甲兵，庀武守”。
官府收藏武器的專門場所叫做“庫”。當時列國都有這種武庫，如魯國曲阜有“庫”，高餘也有“庫”，鄭國有“襄庫”等。
在“兵農合一”製度下，平時管理村社和國家事務的各級官吏，戰時就是軍隊中的各級軍官。
齊國的“軌長，裏有司、連長、鄉良人”平時治民，戰時統軍，正是這種村社和軍旅的雙重官吏。
晉國的六卿，平日爲政府官吏，戰時爲三軍將佐。
魯國的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平日是司徒、司馬、司空，戰時皆爲軍帥等。
總之，列國的政事官也兼軍官，都是文、武職責不分的。
“兵農合一”的兵役製度，決定了春秋時期軍事訓練必然要在農閑時進行的特點。
這其實也是自夏、殷、周三代以來村社生活的一般規律。
《國語·周語·上》說周代“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務農的三時是春、夏、秋，講武的一時是冬，屬農閑季節。
《國語·齊語》說：“春以蒐振旅，秋以獮（xiǎn，音顯）治兵。”
《司馬法·仁本》說：“天子大愷，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這也說明了至少在春秋時期，列國諸侯不但在冬季，就是在春、夏、秋三季中的空閑時，也要組織軍事訓練。
這種軍事訓練有兩個突出特點：
一是由國家組織進行。
二是通過“蒐獮”，即狩獵的方式進行。
關於這一點，春秋時魯大夫臧僖伯講得十分清楚：“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①
講事就是習武，蒐、苗、獮、狩是四時田獵之名。
這是國家組織村社居民借田獵而習武的明證。
從《左傳》一書看，春秋時期的蒐獮活動，的確多是軍事活動。
如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說，晉“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
僖公三十一年，“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魯“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春秋時期“兵農合一”製度的特點取決於中國奴隸製社會形態的特點。
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奴隸社會形態有兩種形式：一是古代的勞動奴隸製；一是東方的家庭奴隸製。
東方家庭奴隸製的特點是：其一，公社或國家是土地所有者；其二，專製製度基於公有製。
就我國奴隸製社會存在著土地公有（井田製）和君主專製政體這兩點來看，無疑屬於古代東方家庭奴隸製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