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二十五名戰士和一乘戰車組成，所以稱“兩”，說明戰車是戰鬥核心。
“卒”由四“兩”，即戰車四輛，卒100人組成。
“旅”由五“卒”，即20輛戰車、卒500人組成。
“師”由五“旅”，即100輛戰車、卒2500人組成。
“軍”由五“師”，即500輛戰車和卒12500人組成。
《周禮》所講的軍製，與《司馬法》記載的“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軍製，基本一致。
《司馬法》的這條記載，據杜預《左傳》宣公十二年注說是舊編法。即由西周延續下來的春秋早期車、步兵編製法。
據清代學者金鶚、孫詒讓等人研究，《司馬法》所說的“徒二十人”中包括役徒、廝養五人。專就戰車而言，也是五伍二十五人。
春秋時晉國的軍事編製正與《周禮》所講的軍事編製相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魯國向晉軍將佐行賄時，講到晉國有軍、師、旅三級編製。《左傳》成公七年載，巫臣通吳於晉說，\"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說明晉軍有兩、卒二級編製。《國語·周語中》說晉國\" 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整治。\" 又證明晉軍有卒、伍二級編製。這些材料證明，晉軍編製恰爲軍、師、旅、卒、兩、伍六級。
晉國的軍隊編製應能代表春秋時列國軍隊編製的一般狀況。
齊國的軍隊組織在桓公時由管仲進行改革，所以與《周禮》的記載有所不同。它裁減了“師”級建製，形成了“軍、旅、卒、小戎、伍”五級。其戰車一乘，即“小戎”較“兩”的戰鬥人員增加一倍，爲卒50人。
吳國的軍隊編製，也裁減了“師”級單位，爲“軍、旅、卒、什、伍”五級①。什由二伍組成，自什以上，卒、旅、軍皆爲十進製，即十什一卒，百人；十卒一旅，千人；十旅一軍，萬人。“卒”又稱“徹行”，是戰鬥時排爲一長隊。旅又稱“旌”，由十徹行組成。
春秋中期以後，車、步兵相結合的編製，即古人所謂之車乘士卒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春秋早期的每乘戰車“三十人製”，發展成爲“七十五人製”。
這個變化也由《司馬法》反映出來，它說“四邑爲丘”出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曰“匹馬丘牛” ；又說：“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
據藍永蔚先生研究，“七十五人製”的車乘士卒編製是“春秋編製”②。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它是春秋中晚期的編製。
其製用“匹馬丘牛”和“乘馬”來命名，所以孫武稱其爲“丘役”，清代學者稱其爲“丘甸法”，或“丘乘法”。而這也就表明了它是在“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賦”以後産生的製度，所以係一個“丘”字。
“三十人製”編製是春秋早期的製度，這在《左傳》中還可以尋找出蹤跡，如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齊派遣“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戰車甲士十人。
《詩·魯頌·閟宮》說魯國在僖公時代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也與每乘戰車“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司馬法》車乘士卒編製相符。
而在春秋中晚期，不斷出現的車乘士卒編製就與“七十五人製”相聯係了。
如《左傳》昭公十一年說：“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又，《左傳》定公十年記晉大夫趙鞅率軍伐衛，“（邯鄲）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另一晉將涉佗“亦以徒七十人”在早晨去攻擊衛國的城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