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國水軍的規模頗爲可觀，有“戈船三百艘”②，這在當時是一支龐大的艦隊。
越水軍的運輸部隊，見於《國語·吳語》。
《吳語》載越王勾踐趁夫差北上會盟之機，命令大夫範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親自率領中軍主力“泝江以襲吳”。
越軍或“沿海泝淮”，或“泝江以襲吳”，顯然是利用水上通路，以舟師運輸部隊。
《淮南子·齊俗》說：“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也證明舟船是越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勾踐襲吳出動的兵力說：“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司馬貞《索隱》解釋“習流”說是“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
但徐天佑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爲“此所謂習流即是習水戰之兵。若曰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①。
徐天佑的說法是正確的。習流二千人應是越國的水軍。
另據《越絕書》卷八《越絕外傳記地傳》，越有樓船之卒二千八百人。
樓船就是越國的運輸船隊，其部水軍幾近三千人，也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
楚國的水軍主要是爲對付吳國而建立的。
自晉通吳以後，“吳始伐楚、伐徐、伐巢”。
吳成爲了楚國的肘腋大患，使“楚國一歲七奔命”。
爲對付擅長水戰的吳國，楚特地組建了舟師。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這是楚國的水軍首次作戰的記錄。
昭公十九年，楚國出動舟師伐濮。
昭公二十四年，楚又動用舟師伐吳，侵入吳疆。
定公六年，楚舟師大敗於吳，統帥被俘，損失慘重。楚的“舟師”自然也是楚國的水軍作戰部隊。
像吳、越一樣，楚國也用水軍運輸陸戰軍隊。
《左傳》昭公十七年，長岸之戰，楚軍沿江從“上流”而下，顯然是用船運送軍隊。
定公四年，柏舉之戰前，吳、蔡、唐伐楚，楚軍與吳軍夾漢水而處，楚軍沿漢水而與吳軍對峙。
由此可知，楚軍也由舟師運送而來。
從楚國的水軍常敗於吳國看，它的水軍遠不如陸軍精銳，人數也不很多。
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累所俘楚水軍統帥潘子臣、小惟子，爵位並不尊貴，這與陸軍動輒由令尹、莫敖、司馬等高級官吏統帥形成了鮮明對照，說明楚國水軍的確不如陸軍重要。
楚的關注重心在北方，在於爭奪中原霸權，所以陸軍強於水軍，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春秋末至戰國初，楚國的水軍得到了重要的發展。
《墨子·魯問》說：“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
鈎是鈎近敵船的工具。強爲拒，是阻止敵船的工具。
楚國水軍製造鈎強之器正是舟戰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證明。
四、春秋時期的軍事著作和軍事思想
（一）周代早期的軍事著作
周代早期的軍事著作，可以考見的有《軍誌》、《軍政》和《司馬法》。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楚成王曾引《軍誌》三句話：“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者不可敵”。
這三條都是戰術原則，言簡意賅，富有深刻哲理。
“允當則歸”，是說兩軍力量相當，無必勝把握，就應當適可而止。
“知難而退”，是說敵人力量強大，我方應當主動撤退。
宣公十二年，晉大夫士會引作：“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吳子兵法·料敵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