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因為上司下達了這樣的命令，所以一旦發現清國奴，不管他是士兵還是百姓，見一個殺一個。隻要看到女人，不管是姑娘還是已為人妻，全都強奸，而且完事之後肯定殺死。不是用刺刀捅死這麼簡單，而是用棍棒。用棒子哢嚓一敲，血咕嘟咕嘟冒出來，人就死了。因為支那人穿的是棉衣，所以用鐵絲綁住他們點上火可以燒很長時間。”
就這樣，南京攻略戰從出發時開始就有點瘋狂，我認為這也是和大屠殺有聯係的一個主要原因。光是如此，做出殘忍行為的原因就已經很充分了，另外還要加上征發糧食。
關於征發再說就重複了，所以這裏隻是簡單地說一下和屠殺有關的原因。一旦以征發的名義去搶奪東西，就和土匪一樣了。由此，下級官兵失去了倫理和道德心，心靈也變得和土匪一樣了，這也是做出暴行的原因之一。其他還有若幹微小的原因。
在上海戰役開始之前，我們曾天真地以為“隻不過是些清國奴，很容易就能收拾他們”，但和預想相反，我們遭到了頑強的抵抗，陷入苦戰。攻陷上海附近的狹小地區就花了70多天時間，死傷者至少有4萬人。因此，“隻不過是清國奴”就變成了“清國奴這些家夥”。
在日軍裏，底層的下級士兵常常有不滿之處。其一是軍隊裏上下等級的差距太大，身份的差異就像軍官是貴族，而士兵是奴隸。不管多麼不合理的命令和多麼無理的要求，士兵都隻能默默服從。此前一直是在最底層忍受著欺壓，到了戰場上之後，發現了比自己還要弱的人，那就是中國人。於是就對著中國人發泄積蓄在心中的不平和不滿。
任何地方的戰場都一樣，在最前線從事戰鬥的官兵的生與死隻有一紙之隔。今天之後的明天不知會怎樣。不要說明天了，剛才還在有說有笑的人幾分鍾後就死了，聽到這個消息也不稀奇。身處那種環境中的下級官兵采取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法。官兵們的願望是想睡個好覺，想吃美味的食物，想和女人性交。
在任何戰場上的人大概都有這樣的願望，但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則不行。在中國戰場上，因為有“對支那人幹什麼都行”的想法，所以安眠暫且不談，搶東西吃和強奸女性是可以的。當地居民被搶走了他們飼養的家畜也不敢有怨言，女人被強奸了也覺得是沒法子的事情。這助長了我們的氣焰，變本加厲地幹出殘忍事情來。雖然不是所有前線的官兵都是如此，但從整體上來看，用暴力使中國人屈服的行為很多。
我在前線的時候，有一個當翻譯的當地人曾對我這樣抱怨：“日本人企圖用暴力讓我們服從，我們很厭惡這樣。於是日本人越使用暴力，我們就越加厭惡。如果一直這樣的話，戰爭永遠結束不了，真讓人傷心。”就像當地人說的那樣，日軍將暴力作為了讓中國人屈服的手段。
我感到這和軍隊中上級軍官讓部下服從的手法有共同之處。南京發生的大屠殺或許也有這樣的原因在裏麵，我是這麼認為的。說這些話的我也幹了殘忍的事情，現在想來，在幹那些事的時候，幾乎都沒有進行是非、善惡的判斷，而是衝動行事的。但是進一步追究的話，我之所以能夠做出殘忍的事情來，是因為我心裏輕視中國人，有“對支那人幹什麼都行”的想法。
開始的時候對幹殘忍的事情是有點猶豫的，但在戰場上生活了一段時間，不知何時這種心情就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國奴們沒什麼大不了的，不用管他們，幹吧”的想法變得強烈起來。那時，不管做什麼都不認為是罪惡。我對中國人幹出殘忍行為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想法。
如果要追究日軍官兵在中國戰場上幹出殘忍行為的理由，歸根結底是日本人有蔑視中國人的心理。這不是這次戰爭中突發的，可以說是明治時期以來就在日本人心中培養起來的對中國人的蔑視使得我們這麼做的。曾根一夫作為一名普通的日本侵華老兵，他在戰後幾十年後的花甲之年寫下了上述這些話，很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也是懺悔的。他從日本民族對中國民族的一些基本認識，又從一個普通日本人如何變成戰爭瘋子和殺人魔鬼與強奸淫棍等方麵，作出了較為深刻而清醒的剖析，他的回憶值得今天的日本國民用作自我檢討的一麵鏡子。其實像他這樣能夠真正認識戰爭、認識自我的日本老兵還不少。特別是一些侵華日軍官兵當年參與了南京大屠殺暴行，後來戰爭結束，在過上多年的和平生活之後，其人性漸漸複蘇，對於侵略戰爭、戰場暴行有所認識，內心長期受到良知的拷問，但在日本國家不敢正視其罪惡的劣根文化的影響下，許多人根本不敢站出來講真話。他們內心世界中那份獸性與人性的矛盾衝突在其晚年愈加劇烈和嚴重，故而也就終有像曾根一夫一樣勇敢地站出來，以各種形式向世人說真話、講真相的人。侵華日軍官兵在南京大屠殺上表現出的獸性與人性的矛盾，恰恰證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曆史事實，是戰爭犯罪，且更具深刻性與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