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宗下詔鼓勵官民暢所欲言，點評朝政得失後，得到的第一封奏章就是時穿奏章。
時穿的奏章並不是一份，是一組文章，都是用明發的方式給全國官員看的，欽宗看到的同時，全國官員也看到了。
第一份奏章是《奏明辨軍事疏》，文章內盤點了道君皇帝的所有軍事措施，包括與金人結盟及伐遼過程中舉動應對，從目前的結果看，這些舉措全是錯的，而且每次官員都有勸諫，道君總是隻選錯的不選對的。而他信任與重用的，無一例外都是禍害。
奏章最後說了兩點：如今朝廷號召各路勤王，眼見得勤王大軍向京城進發，大家心中都在擔憂——官家會不會繼續隻做錯事，傾盡全力去幫助金國？
由此，引發出奏章最後一點建議：奏章最後高度誇獎了道君皇帝的藝術成就，直白的表示：道君皇帝繪畫不錯，請道君皇帝今後隻管繪畫，不要幹涉軍事，否則的話，勤王大軍不敢靠近京師，怕道君皇帝與金人勾結，送了勤王軍的性命。
儒士們說話講究含蓄、婉轉，否則便認為此人說話粗俗不雅——用現代話解釋就是：語言作為傳播信息的工具，最好不讓人一聽就明明白白聽懂你傳播的信息。如果把話說得讓人一聽就懂，那是你沒學問，讀書不多，導致每句話裏都找不到典故與隱喻，結果讓人一點都不誤會你傳達的信息……
然而時穿這封奏章卻不管一切文字規則，用最直白的語言敘述過程，直接推導出結論，一點不給人留下辯解的餘地，欽宗皇帝看完這片奏章，一陣頭暈目眩，隻覺得像他老爹一樣裝中風，實在是聰明之極……
這份奏章天下官員都在看，包括哪些想勤王或者是走在路上的勤王軍隊，想到南方遲遲不響應勤王要求……欽宗覺得大地突然在他開了一條地縫，那地縫裏不斷冒出的寒氣，讓他恐懼的渾身顫抖……
其實南方拒絕勤王隻是第一步，真實的曆史上，道君曾經出逃至淮南——結果淮南當地官員先是置之不理，後來幹脆驅逐了他，弄得徽宗隻好灰溜溜回到京城，坐等他應當享受的被俘待遇。
這還算沒完，時穿的第二封奏章是《明辨政事疏》，其中曆數道君皇帝上任以來的執政錯誤，包括其上任之初，罷棄新黨贏得民心，而後出爾反爾任用新黨成員恢複一切掠奪百姓的政策，當然，也包括出爾反爾恢複江南供奉局、支應局的措施，話裏話外透露著一個信息：徽宗毫無信用，相信他是自己找死。
文章最後依然說：最為一個藝術家，徽宗的成就令人無法追趕，但國家大事是政治家操心的，身為皇帝，徽宗應當隻管作畫，別管國家大事——他一管就出事，而且總是走向糟糕。
這兩份奏章隻是前序，第三份奏章才是主攻火力。第三份奏章為：《論國勢艱難疏》。這份奏章中，時穿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徽宗為什麼能做到隻選錯的不選對的，包括他任用的大臣，為什麼能做到隻選奸臣，絕不選能臣。大宋朝太祖定下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張，怎麼到了太宗後代那裏全變了樣？士大夫的作用在哪裏，為什麼見不到？以至於國家走到了這一步！
這個問題其實是所有人正在思考的，隻是多年黨爭，讓反對派沒有領軍人物來響亮說出。時穿這份奏章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目光，令人不得不看下去，從而顧不得時穿奏章中的話語直白而粗俗。
王安石——時穿從王安石說起，談到仁宗時代朝廷內部雖有爭議，但人都說仁宗是滿朝君子。等到了王安石執政，這位拗相公徹底敗壞了政治風氣，反對我的觀點就是我的政敵，需要將之徹底打倒。在當時官家的扶持下，王安石排除異己，搞得朝廷“用一個聲音說話”，而一個朝廷沒有了反對者，則意味著這個朝廷的運行成本加大——比如腐敗門檻降低，比如政令好壞事先不敢討論，事後要花巨額資金擦屁股等等……
時穿曆數“變法”新政造成了種種禍害，以及事後為了彌補這些禍害而不得不支付的政府成本，而後直接談到神宗之後，太宗曆代子孫偏愛新法的內幕——無他，收權而已。
奏章中說：自王安石變法之後，太祖“藏富於民”的策略徹底廢棄，太宗子孫可以借“變法”之名，“變”著“法”子將百姓的財富裝自己腰包，而後以“推行新法”之名排擠一切反對者，於是，到了今天，皇帝可以挑選一切錯事去做，士大夫不敢監督、不敢諫言，隻敢歌功頌德，於是金人兵臨城下，河北燕京百姓壺漿以迎，整個京城守軍全被太宗子孫葬送一空，老百姓納了稅卻沒有人保護他們不受侵略——沒準要遭受出欺詐如金人如果索取贖金，沒準官家將會百姓當作豬羊，折價變賣給金人，以便自己能繼續坐在那個位子上繼續享受。
後一種情況在真實的曆史上的確發生過，做這件事的是欽宗。對於出賣自家百姓，身為皇帝是沒有絲毫負擔的，在這點上，上下三千年中似乎唯獨被認為“偏執、僵化”的明朝做得好。可是沒有心理負擔是一回事，內心中的隱秘突然被人曝光於天下，欽宗突然有種赤身行走於街上的尷尬與惱怒，他發怒的將奏章揚起來，想摔到地上……見到他這個動作，秦檜突然插嘴：“陛下，臣在京東路待過，知道時大人是個行動派，別人嚷嚷金人不可信隻是嚷嚷，唯有時大人確實切切實實在備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