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1911～1987），原名袁學易，又名軍光，曾化名曾達齋。1911年出生於湖北蘄春蘄州鎮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筆名碧泉，著有《袁殊文集》。1931年10月，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轉入了特科，參加中共情報係統的工作，成為灰色傳奇人物。他有中統、軍統、青紅幫、日偽的身份，然而真實身份卻是中共特科間諜人員。
一人身兼五重身份
他是北伐先驅，“中國左翼文化”常委；他往來於軍統、中統、青紅幫、日偽；他有著中共情報史上絕無僅有的“五重間諜”身份；他到底是誰？
1911年的湖北蘄春顯得有些風雨飄搖，在一戶斑駁的墨色大門裏，傳來一聲啼哭，這個曾經顯赫的書香世家後繼有人了，但是新生的小生命並沒有給這個沒落的官宦家庭帶來新的希望，隨著舊中國的日漸式微，它也一天天走向衰落。出生於這樣家庭的袁殊為了謀生，幼年就隨母親來一上海謀生，12歲時便被送到一家印刷廠做學徒。
雖然，袁殊少時家境貧寒，但是他的父親身為老同盟會員的袁曉嵐，並沒有疏忽對兒子的教育，使得袁殊有機會免費進入一所著名的私立學校讀書。讀書時的袁殊不僅成績優異，而且參加社會許多活動，是學校裏的活躍分子。
1927年初，北伐軍推進到長江下遊，年僅16歲的袁殊便離開學校參加了北伐軍。一年之內，他從少尉宣傳股員升任中尉宣傳科員，還當了一段時間連隊的指導員。
1928年初，袁殊離開軍隊返回上海，不久就參加了“狂飆社”，開始了在文藝界的活動。
1929年，袁殊赴日留學，先後在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大學攻讀新聞學與東洋史。在此期間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回國後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參加上海左翼文藝活動，創辦《文藝新聞》。其間，袁殊以讀者來信詢問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聯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作為文藝界的同路人，袁殊與當時上海左翼文化人馮雪峰、夏衍、樓適夷等都很熟悉，與潘漢年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往。不過，袁殊當時與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軍統特務頭子吳醒亞是同鄉，且私交甚篤，並因此打入中統內部。
1931年10月，袁殊由潘漢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立即轉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黨負責人的指示，袁殊利用吳醒亞的關係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從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並由此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
當時，中日正在談判，談的是貨幣兌換率與關稅問題，這自然成了新聞界的搶手貨。由於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準，這位“涉外”記者立即成了紅人，連吳醒亞對他都刮目相看。過了一段時間，岩井便開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這樣，他又成了日方的情報人員。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的批準——成為了“三重間諜”。
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國後，袁殊旋即與馮雪峰聯係上。馮雪峰建議他以青幫身份“找杜月笙想想辦法”。於是在杜月笙的幫助下，袁殊辦起了時事刊行社。
當抗日戰爭爆發後，戴笠一時找不到熟悉日本問題、又有相當日本關係的人做幫手。杜月笙提醒他，有一個叫袁殊的日本留學生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關係不錯，戴笠聽了很高興，於是親自登門拜訪。
袁殊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去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沉吟了一會，說：“這是件好事，機會難得，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答應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給袁殊安排了兩項任務：一是收集日本方麵的情報，二是堅持留在上海，不管時局有怎樣的變化。就這樣，袁殊又多了一個身份：軍統，加上中統、青紅幫、日偽，以及貨真價實的中共秘密身份，則是五重身份了。這在中國情報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最多麵的間諜了。
從此，袁殊通過各種關係，大量獲取日本情報。自然，他首先向潘漢年彙報，然後，有選擇地向軍統彙報——畢竟是國共合作時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情報工作迭立奇功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上海淪為孤島後，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並成立了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特別調查組”，袁殊自然也成為了其中一員。當然，這事不僅潘漢年知道，軍統也是知道的。
於是，袁殊奉命（潘漢年之命，表麵則是戴笠之命）留了下來，以軍統少將的名義，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與槍殺臭名昭著的漢奸，並得到了軍統局的獎勵。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
那是在1938年夏，袁殊親自領導策劃行動小組幹了這件大快人心的事。當時，在虹口本田紗廠後院有一個日本海軍軍火倉庫，袁殊派人偵察後，發現隻有一個當夥夫的外鄉人可以自由出入。於是派“抗日鐵血團”的王鐵民化裝成黃包車夫，以幫助買菜為名出麵搭訕，一來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將事先準備好的定時炸藥交給王鐵民，王將炸藥藏在送給夥夫的菜筐內，由夥夫帶進庫房，並約好“晚上務必出來去相親”。待到深夜，一聲巨響把日海軍倉庫引爆，衝天大火劃破夜空，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上海人民無不拍手稱快。年末，他又組織了伏擊漢奸、偽江蘇省省長陳則民和偽大民會會長馮心如的秘密行動。
由於袁殊迭立奇勳，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獎勵。
在香港見到戴笠的袁殊接受了兩項任務：一是暗殺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關係，交換和平意見。
袁殊回到上海，同軍統潛伏人員策劃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號。沒想到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等人叛變，把他給出賣了。
李士群將袁殊扣押在76號，拿出袁殊親手繪製的76號地形圖、爆破計劃書，逼迫他說：“凡以武力反抗皇軍占領者，一律就地處決。要麼與我們合作，要麼就地處決。”
袁殊從容地對李士群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今天我失敗了，聽憑你處置！”
李士群見狀，換了一副麵孔，他拿來一堆錢放在袁殊麵前，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並強調：“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
袁殊立即說：“你為日本人辦事，我就沒有日本的關係嗎？”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許多日本朋友，一時摸不著頭腦，隻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馬景星送換洗衣裳。
袁殊趁機暗示馬景星去見潘漢年。馬景星到潘袁約定見麵的咖啡館告訴潘“小袁出事了”，潘漢年鎮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寫了一個電話號碼：“打個電話通知岩井救人” 。
後來，袁殊被作為“外務省情報人員”，引渡到了岩井那裏。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袁殊根據潘漢年指令（事實上，是中央的具體部署並研究批準），向岩井提出成立“興亞建國運動”的本部，“興亞建國運動”本部於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館成立。
潘漢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這麼一個機構，除了掩護中共電台外，更重要的，則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
當時在日偽與頑固派的夾攻下，隱蔽戰線工作的任務更為艱巨，必須以更靈活的方式深入敵人內部。有袁殊進入日本人活動的圈子中，對獲取情報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於遠離情報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營動向及日、汪、蔣三方相互勾結又相互矛盾的微妙關係與變化。於是袁殊利用這個機構將大量情報發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務省安排，陳孚木與袁殊一道，作為“興建運動”的代表到日本訪問。外務省頭子野春吉三郎向陳孚木、袁殊透露，日軍已確定了南進的戰略部署。這一消息，通過袁殊——潘漢年——延安，最終轉到了蘇聯。連同佐爾格的報告，始終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
自1939年到抗戰勝利，袁殊完成的情報工作可謂數不勝數：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範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由於情報及時，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後來，袁殊又擔任了一係列偽職，如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報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辭去了偽教育廳長等職，僅留下一個上海市參議的名分。抗戰勝利後，袁殊被任命為忠救軍新製別動隊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黨方麵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雙十”協定後，袁殊隨軍北撤。華東組織部長曾山同誌親自找袁殊談話，考慮到各種關係，讓袁殊暫時改名，從此，“曾達齋”一直用了幾十年。後來，他被任命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
蒙冤二十年豪情不改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轉到了李克農的情報部門，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
潘漢年每次到北京開會，兩人都會見麵。最後一次是在1955年，袁殊到北京飯店看潘漢年，潘十分傷感地說了一句：“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在潘漢年事件發生後沒幾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滿，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８年。
1971年，袁殊在秦城監獄寫下“豪情自負忘生死、毀譽一生甘自羞”的詩句。
1975年期滿，仍被解送到另一個勞改農場“就業”。
這時的袁殊還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在1968年因受恐嚇，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未遂，後離家出走，從此下落不明，顯然已不在人世了。
在獄中的袁殊通讀了《資本論》、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翻譯了大量日文書籍，寫下史料性傳記《大流氓杜月笙》，並且仍然關注著黨的情報事業，寫了近8萬字的《南窗雜記》，總結敵後情報工作經驗。直到1982年平反後，還寫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萬字。合為《袁殊文集》。
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報告文學”這一概念，並最早對報告文學作出研究。同時，也在中國新聞學史上留下好些個“第一”的記錄。（首創將journalism翻譯為集納主義。）也許這位“東方的佐爾格”不“改行”，絕不亞於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