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又文（1914～1962年），山西榮河縣（今萬榮）人。在傅作義處擔任文書、秘書，並最終升任少將新聞處長、奮鬥日報社長、華北剿總政工處副處長。是中國共產黨深度潛伏的隱蔽戰士。除了中共高層少數領導人外，沒有人知道閻又文的真實身份。新中國成立後，閻又文子女因“父親曆史問題不清楚”，在入黨、提幹時屢次“卡殼”。 直到1997年，閻又文的真實身份首次被公之於眾。
傅作義的小同鄉
閻又文與傅作義是小同鄉，同為山西省榮河縣（今萬榮縣）人。在山西大學讀書時，閻又文就參加了地下黨員杜任之、張友漁等領導的進步文化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閻又文原計劃到延安參加革命，後來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愛國將領傅作義將軍的部隊中從事抗日工作。
閻又文才華出眾、文筆鋒銳，很快得到傅作義的賞識，做了傅的私人秘書。後升任少將新聞處長、奮鬥日報社長、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1938年，國共合作期間，中共中央特派員潘紀文在傅作義的部隊協助政工，潘紀文經長時間觀察閻又文後將其秘密發展為中共地下黨員。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義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共產黨的政工幹部被“禮送出境”。由於事出緊急，黨組織來不及做出妥當安排，閻又文自此與黨組織失去了聯係。此時，黨組織已經和閻又文失去聯係快7年了。音信全無7年，黨仍然相信閻又文是黨的好黨員，忠於黨的信仰。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就在日本投降幾天後，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派王玉到綏遠（今內蒙古）傅作義部隊中尋找地下黨員閻又文。1946年春節後，王玉化裝來到包頭。遇到一個國民黨軍官叫薛起祿，是傅作義部隊司令部機要室的秘書。 王玉“捎帶著”詢問了一下閻又文。薛起祿給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閻又文，他是傅長官的秘書啊！” 王玉聞之大喜，放開手段籠絡薛起祿。幾天後，薛起祿把王玉帶進了戒備森嚴的傅作義長官司令部閻又文的辦公室，見到了閻又文，但沒有相認。幾天後，王玉打聽到閻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兩盒糕點直接登門拜訪。王玉接連問了三個問題：“你叫閻又文嗎？”“你是山西榮河人？”“你是山西大學畢業的嗎？” 閻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轉為慎重，點頭稱是。 雙方對視了一下，王玉決定單刀直入了：“閻又文同誌，我是從延安來的，黨中央派我來找你。”閻又文情緒激動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說：“多少年了，我總盼著這一天啊！”
絕密單線收集情報
王玉跟著閻又文走進一家布店。兩人進了內室，把門一關，才暢談起來，此後，這家布店就成了兩人的聯絡點。
王玉來之前，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領導交代任務時，特意囑咐，一是和閻又文建立絕密單線聯係，不允許和任何地方組織發生關係；二是要閻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戰略性的政治軍事情報，了解和掌握傅作義和蔣介石的關係。“別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風險。王玉拉上了薛起祿當靠山，持著十二戰區司令部機要室的證件，往來於歸綏和包頭，與閻又文保持著密切聯係。
在敵占區，與閻又文聯係的隻有王玉一個人。而即使在解放區，知曉閻又文身份的也隻有邊保和中央社會部的幾位高層領導，再往上，則直接聯係到周恩來、毛澤東。後來閻又文的關係轉到中央社會部，這條情報線更被壓縮到閻又文——王玉——羅青長（時任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主管情報工作）、李克農（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足見中央對這條情報線的重視和保護。這也成了日後閻又文的真實身份難以被世人知曉的重要原因。彼時，閻又文已是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軍銜，並兼任十二戰區機關報《奮鬥日報》社長。更為有利的條件是，他是傅作義的隨身機要秘書，深得傅作義的賞識和信任。
傅作義主持的軍事、政治會議，都由閻又文負責記錄，傅作義的重要電報、文件及講稿都由閻又文起草。傅作義曾對周圍的人說：“隻有又文寫出的東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語言和我想要說的一樣。”傅作義不會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閻又文和王玉在布店裏先後密談了幾次，把傅作義的軍事實力、作戰計劃、師以上將領的情況以及傅作義和蔣介石的矛盾作了詳細的講述。閻又文特別提到，傅作義已經被拉到了蔣介石的內戰戰車上，他的部隊很可能會進攻綏東解放區。王玉找到駐紮在綏東豐鎮的華北野戰軍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隊領導聽後，卻搖著頭說：“你這個材料對傅作義的軍事力量估計得太高了。”
果然，1946年6月間，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向解放區發動全麵進攻，綏東戰役開始，傅部相繼占領了集寧、豐鎮、陽高、張家口等地。 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人稱“龍潭三傑”之一的李克農曾語氣沉重地總結：華北戰場初期失利，敗就敗在對情報不夠重視。 不過，在戰役後期，華北野戰軍避其鋒芒，戰略撤退，並沒有與傅作義部隊發生大規模戰鬥。若幹年後，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這樣評價：閻又文的情報，對我華北野戰軍免受更大的損失起了重要作用。
暗戰北平秘密傳送情報
1947年底，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坐鎮北平，不但手握華北地區40萬蔣係部隊的指揮權，還有自己的20萬嫡係部隊。掌握了傅作義的思想動向，就等於掌握了整個華北地區的軍事動態。潛伏在傅作義身邊的臥底閻又文，將會起到至關重要作用。1948年5月，李克農找來王玉，派他進入北平聯係閻又文。其時，黨中央已經開始醞釀遼沈戰役，同時也考慮在華北與國民黨進行大會戰。閻又文的任務仍然是搜集傅作義的政治動向、國民黨華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和作戰計劃，傅和蔣的關係等戰略層麵的情報。此時的閻又文，仍是傅作義的秘書，但軍銜已升至少將，兼任華北“剿總”辦公室副主任、政工處副處長、新聞處處長和新聞發言人，進入了華北“剿總”的決策核心。他給王玉辦了一張《平明日報》的記者證。 每周六，閻又文都會在北海漪瀾堂主持中外記者招待會，王玉就持記者證參加。有關的絕密情報，就通過記者招待會這個最公開的場合，秘密傳送出去了。
同樣是以《平明日報》記者身份作掩護的地下黨員劉光人，也在那時與閻又文有過很多接觸。 不但閻又文，就是自己在《平明日報》工作時的許多同事，劉光人也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這份國民黨的北平機關報中，竟然有20多位記者編輯是中共地下黨員。平津戰役後來被視作中共情報工作的巔峰之作。根據平津戰役紀念館的統計數據，當時北平地下黨有3000人之眾，外圍人員超過5000人。
戰事緊急牽一發而動全身
1948年10月，遼沈戰役大局已定，東北問題已經解決，就要著手解決華北問題了。中央最初的戰略構想，是先奪取歸綏，攻克太原，解放綏遠和山西全境，然後集中華北解放軍全部和經過休整的東北野戰軍主力，解決傅作義集團。針對傅作義製定新的戰略，又到了起用閻又文的時候。李克農派王玉再次潛入北平，限兩個星期拿到傅作義的作戰計劃，最遲不能超過三個星期。僅僅一個多星期後，王玉就從北平帶回了傅作義的詳細作戰計劃。閻又文提供的這份情報，牽一發而動全身，對華北乃至全國戰局都起到了影響。10月31日，毛澤東在給東北野戰軍的電報中指出：“在沈營線戰鬥結束後，應休整一個月左右，約於十二月上旬或中旬開始出動，攻擊平津一帶，準備於戰爭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間……”直到11月9日深夜，中央解決華北問題的決心還是要先攻克太原，而後再解放平津。 但時隔六天後的16日淩晨，中央軍委突然作出決定，4時致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令其“早日入關，防止敵人逃跑”。5時，致電華北野戰軍撤圍歸綏，緩攻太原，以迷惑和穩住傅作義。為了同樣的原因，對淮海戰場上已經被包圍的杜聿明兵團也暫緩攻擊。
“如果沒有此後的這些戰略調整，那麼傅作義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棄平津退至南方，那將對全國解放進程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研究平津戰役20多年的北京衛戍區退休幹部董世貴這樣分析。1948年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主力分三路提前入關，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的國民黨軍，阻斷了傅作義的海上退路。隨後華北野戰軍突然出現在張家口以西地區，發起猛烈攻擊，斷絕了傅作義西逃之路。 12月14日，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合圍。華北幾十萬國民黨軍隊成了甕中之鱉。
影響傅作義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在北平被圍城期間，傅作義顧慮重重，搖擺在戰、和之間，情緒極不穩定。在他的代表出城與解放軍進行著秘密談判的同時，蔣介石也派特使輪番飛到北平，甚至拿著蔣的“手諭”命其南撤。 從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駐守在天津、塘沽、張家口、新保安的國民黨部隊全部被殲滅。尤其是新保安戰役中，傅作義的“王牌”部隊35軍被全殲，給傅的軍事力量和他個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擊。 12月25日，黨中央宣布了以蔣介石為首的43名頭等戰犯，傅作義的名字也在其中。 閻又文反過來對傅作義進行了勸導。對傅作義衝擊最大的是被中共列為了頭等戰犯。閻又文對此提出了另一種猜想：蔣介石對你不率部南撤肯定會生疑。華北丟了再去南方，蔣不會饒過你。共產黨正在和我們和談，這時把你和蔣綁在一起，應該是為了解除蔣的懷疑。不久之後，毛澤東派密使轉來了一封親擬的電報，證實了閻又文的猜測。電文告訴傅作義：“我們這樣一宣布，你在蔣和蔣的部隊麵前地位加強了。你可表示堅決打下去、別無出路。暗裏和我們談好，和平解放北平。”這下徹底打消了傅作義的疑慮，秘密和談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