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花和掌聲包圍了我，我醉了；順心順耳順手的事越來越多，我迷了；最終導致了沒人對我講真話，我也不願聽真話，我更不願意主動接受批評和監督。在黨和人民的利益麵前，我自己形成了真空地帶，導致了今天的腐敗變質。我覺得自己是功臣了，一個不太景氣的縣醫院被我管理的效益好、環境好、口碑好，省內外出名，各種現場會、交流會一個接一個，居功自傲的思想不時地在我的潛意識中出現，平時有些特權也覺得很平常、很自然……”
時光閃回到肥南縣。
一天，縣裏一名姓劉的包工頭通過朋友關係與靳炳生相識，並請他吃了飯。
席間，包工頭的大方與豪爽給靳炳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來二去，他們逐漸熟了，便經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感情也逐漸加深。包工頭還主動與他稱兄道弟，靳炳生很是高興。心想，與有錢人接觸，就是爽。
這天，包工頭來到靳炳生的家裏，拿著20000元的存折給了靳炳生上中學的兒子。他對靳炳生說：“靳院長，這些錢就給孩子當學費吧。”
靳炳生覺得無功不受祿，連忙說：“這怎麼可以，不行不行！”
包工頭不以為然地說：“靳院長，現在社會都這樣，這是禮尚往來。再說了，你不收，其他人就相信你從不收禮嗎？”
“不，不行！你一定要拿回去。”靳炳生還是堅持不要。
包工頭又說：“你老的那幾個工資能讓孩子上好學校嗎？再說你又不是貪汙公家的，這是我個人的，咱倆是兄弟麼。”說著，將存折塞進了靳炳生兒子的衣服裏。
“這，這怎麼好意思……”聽了包工頭的話，靳炳生就沒有再說什麼。
這一夜，靳炳生睡得並不安生。一會兒想，這畢竟是20000塊錢呀，這不是自己的勞動所得，是不義之財呀！一會兒又想，又不是貪公家的，他情我願，人之常情，朋友之間互相幫助也是應該的，何況他又沒讓我幹違法的事，不收白不收。就這樣，靳炳生收下了第1筆錢財。
隨著醫院的不斷發展，原先的醫療大樓已經遠遠不夠用了。經縣政府批準，決定給縣人民醫院建一座新的醫療大樓，總投資近5000萬元。一時間，省內外許多有影響的建築公司爭著找靳炳生，承諾一個比一個大，靳炳生都沒敢答應。
正在這時，靳炳生因眼外傷住進了上海五官科醫院。他想，住在這裏也好，正好可以躲著那些建築公司老板的糾纏。可是幾天後，一位建築公司的經理打聽到了靳炳生住院的地方，他和那位姓劉的包工頭一起來到了上海五官科醫院。
那是上午10點左右，他們來到病房後，說了一些安心養病之類的客套話，然後，包工頭就從病房裏把靳炳生的老伴叫了出去。
不一會，老伴回到病房，告訴靳炳生：“他們給了一個上海的存折，是20萬元，說是給你治病的費用，給我後他們就走了。”
靳炳生聽後就用手機給包工頭打了電話，說：“劉老板，這怎麼好意思，我生病怎麼能讓你們花錢呢？”
包工頭說：“靳院長，這是我私人的錢，你有病要花錢，先用著吧，誰叫我們是兄弟呢。”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靳炳生收下了這第2筆錢。他知道包工頭送這筆錢的用意是什麼，覺得事情很難辦。可是又想，這是一個人與一個人的交往，一比一，沒外人知道，他送錢我辦事，很安全、很公道。
不多久，醫院的工程很自然地落在了包工頭所在的公司。
工程完工後，靳炳生對那20萬元似乎早已淡忘，他甚至覺得自己為醫院做了一件好事。這不，大樓已經建成，醫院又上了一個台階，自己的政績是看得見、摸得著的。
隨著醫院的發展，對外交流越來越多，尤其是采購醫藥器械什麼的，收回扣之風興旺。他先後收受回扣、賄賂已達100萬元。靳炳生也不怕別人講什麼，他想，現實社會就是這樣，誰說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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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內鴉雀無聲，靳炳生繼續說道：
“我現在是身著囚服，悔不當初，愧對親人，無地自容。鐵窗之內，高牆之下，我無時無刻不在反省。從一個祖國的希望，一個事業有成的幹部，怎麼就一步步走進了監獄？自己把自己定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自己把自己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我認為我犯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吃虧的思想、攀比的思想。總認為醫院是在我的手上重新振興起來的，隻有我才能把醫院搞上來。雖然有工資、有獎金，但與我的貢獻比，總覺得貢獻大、收益太少。特別是看到其他一些地方的廠長、經理每年都有一二十萬元的收入，那些來求我辦事的老板坐的是高級轎車，住的是豪宅，出手闊綽，一擲千金，而我不分白天黑夜苦苦奮鬥了那麼多年，做了那麼大貢獻，可每年收入卻隻有幾萬元，兒子連套房子都買不起。這樣橫攀豎比，總覺得自己吃了虧，越比越感到心裏不平衡。
於是，除了明的要，暗的也在撈，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為自己撈取金錢、牟取私利的工具，把市場經濟等價交換的原則帶入了權錢交易之中。現在想起來，真是隨著金錢的積累增加，我在鐵窗內蹲的時間也在增加，這是成正比的。我整日沉迷於講派講闊的生活中，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個共產黨員，完全忘記了‘為人民服務’5個大字，完全忘記了當初自己承諾為事業奮鬥的決心，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話一點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