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豁嘴嬸嬸的心思。這樣，她對狗兒也就有了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每回飯後，由我或者由小山把飯碗拎到河邊洗涮幹淨，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做功課。我，小山，小水，狗兒，四個人各據飯桌的一麵。我們姐弟都有學校的功課要做，狗兒沒有，她是空著兩手從家裏匆匆逃過來的，不可能記著把她的書包帶上。我媽就臨時給狗兒布置作業：一篇作文，兩頁生字，幾個造句，什麼什麼的。布置完了，她回到裏屋做她自己的事情。她擔任初三年級的班主任，要家訪，要備課，還要改作文，看周記，忙得很。
我們姐弟的作業態度都不錯。當然，態度不好的話，過不了我媽這一關。書本一翻開，筆一抓起來，大家埋頭就寫，屋子裏隻聽到嚓嚓嚓的寫字聲，還有患鼻炎的小水吭哧吭哧吸鼻子的聲音。等我寫完一頁紙，抬起頭，才發現狗兒的麵前還是一張白紙，她兩手插在口袋裏，兩條腿抬起來，膝蓋頂住桌邊，把椅子頂得往後翹過去，像坐搖椅那般的悠閑，漫不經心地看著我們三個人埋頭苦幹。
我用鉛筆捅捅她的胳膊，小聲催促她：“你快寫呀！”
她朝我翻一翻眼皮，故作茫然：“寫什麼？”
我說：“寫我媽布置的作業。”
她撇一撇嘴：“她是你媽，又不是我媽。”
我心裏很著急，既怕我媽一會兒過來檢查的時候要發火，又真心地希望狗兒做一個學習勤奮的好學生。如果不是懼怕我媽的眼睛尖，能夠認出我的筆跡，我真要拿過狗兒的本子幫她寫上字。
我求她：“狗兒，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你要是不會……”
她猛地站起來：“誰不會？”她一臉傲然：“誰說我不會？我就是不願意寫！念書有什麼用？像你爸那樣，被人塗了墨汁遊街？”
我真想不到她還記著我爸遊街的事。那是在文革開始的一年，縣裏很多的幹部都被學生們揪出去批鬥和示眾。我爸因為是縣裏有名的“筆杆子”，就被人拿墨汁塗黑了雙手，脖頸後還插一根道具樣的大毛筆，胸口的牌子寫上“走資派的黑爪牙、小爬蟲”，在鬧市口來來回回走了一趟。這事在我們家裏是從來不提的，怕我爸回想起來傷心。
我趕緊跳起來捂她的嘴，又心驚膽戰地往裏邊屋裏看。我爸我媽的耳朵尖著呢。
她一甩頭，鄙夷地躲開了我的手，說：“幹什麼？別人做得，我說不得？”
我輕輕地跺著腳，真的要急昏過去。
她忽然噗地一聲笑：“我逗你呢！你看你這個樣子。”
說完，她推開椅子，把我媽拿給她的本子折起來，揣進口袋，回轉身，就那麼不管不顧地揚長而去。
我媽聽到動靜追出來，望著飯桌上空出來的一麵，沉吟很久，厲聲嗬斥我們三個：“做作業！不許學她的樣！”
但是，盡管如此，我還是身不由己地要跟狗兒好。她身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恣意和野性的東西，始終吸引著我，讓我感覺到新鮮和興奮，感覺在我的生活之外還有另一個可以探索的天地。很多時候，我一步不拉地緊緊跟隨她，就像饑餓的蒼蠅怎麼都不肯離開肉。
平心靜氣地說，狗兒是一個聰明的女孩。這一點，有時候連我媽都不得不承認。比如那段時間，女孩子當中時興用玻璃絲編喇叭花。別人教了我，我回家辛辛苦苦練了幾天，會了，能把五個花瓣編得大小一致、平整妥貼了。我趕快找上門去教狗兒。結果第二天狗兒拿給我看的那朵花，非但精致漂亮，而且參和了兩種顏色：花心是嫩黃色的，花瓣邊沿是桔黃色的，嬌媚得讓人愛不釋手。我媽手心裏托著這朵花，感慨不已地說：“狗兒這孩子，聰明得有點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