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學的時候，班主任陳美齡叫住了我。她遠遠地站在辦公室門口，對我招手。“你來一下。”她說，“我有話問你。”
陳老師懷孕了好幾個月，快要生小寶寶了。她現在的身體像個紡錘，中間大，兩頭小，走起路來往兩邊擺來擺去，一不小心就會傾倒一樣。每次踩著鈴聲走進教室時，她會仔細地用兩條胳膊抱住肚皮，臉上保持著高度警惕。因為我們的教室門比較窄小，如果她進門的時候剛巧有哪個冒失鬼學生同時進來或者出去，那就難免不會撞她一下，那樣的話就糟糕了，陳老師就會流產，生一個沒有呼吸和心跳的死孩子出來。這是小妹告訴我的。小妹跟我不在一個班，但是她對陳老師的懷孕情況極感興趣，總是悄悄觀察孕婦的一切變化，而後再把她的觀察心得報告給我。
我離開背著書包準備回家的同學們，折轉身，三步兩步奔上辦公室的台階。我以為她是像平常那樣，請我幫她查字典，替生字標出拚音。我們那兒的人講普通話有一定困難，主要是舌前音和舌後音不能分得清楚，要把字詞讀準，必須借助字典。
陳老師把我領進辦公室，沒有碰桌上的字典，卻翻開了一本大字練習簿。
“這是你交的作業？”她側著頭問我。
我瞄了一眼，點頭。這學期我們剛開了毛筆字的練習課，每周一次。大部分同學都把寫大字當玩兒，鬼畫符一樣地畫出一張交差了事，餘下的時間就用墨汁塗手，塗臉，塗課本上的插圖，塗桌麵上的刻痕，塗得滿教室一股臭臭的墨汁味。
“做人要誠實。學習問題上也要誠實。”她開頭就說了這麼一句極其嚴肅的話。
附近幾張辦公桌上的老師馬上就抬了頭，饒有興致地看著我。我一下子愣在那裏，不知道陳老師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做了什麼不誠實的事嗎？
陳老師屈起一隻中指，用指關節輕輕敲著本子上我寫出來的毛筆字。“俗話說，字如其人。字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一個人的臉麵問題，是外表給人的印象問題。我們開這堂課的本意，是要讓學生練出一筆漂亮的字來，不是要比賽，你不必描得這麼像模像樣，來糊混我。”
我這才明白，陳老師不認為本子上的大字是我寫的，她以為我是墊著字帖描出來的。當著辦公室裏眾多老師的麵，我覺得又傷心又委屈，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我一邊哭，一邊堅持我的陳述：我沒有描，我有能力自己寫出這樣的字。
陳老師望望我眼淚巴嗒的臉，輕歎一口氣，合上本子，說：“有機會我會找你母親談談。”
我心裏忿忿地想，為什麼要找我媽談？她完全可以當場驗證我。找一瓶墨汁，一支毛筆，我馬上可以寫幾個字給她看看。不過我轉念一想，也許讓她找我媽談更好，我媽知道我的毛筆字能夠寫成什麼樣。從三年級開始，我媽一直逼著我在家裏練字，我寫禿的毛筆起碼也有十來支了。這麼想了之後，我擦了擦眼淚，不再傷心，相反有幾分得意：陳老師把我寫的字當成描紅，說明什麼？說明我寫得好，好到都讓她不敢相信了！
我興衝衝地往家裏奔，迫不及待要把陳老師對我的“懷疑”告訴我媽，讓她也為我自豪一下。走到離家不遠的拐彎處，看見小妹探頭探腦等在那裏，脖子伸出來老長，兩隻手在胸前絞來絞去，而且滿臉都是著急。
“哎呀，你怎麼才放學呀！”她輕輕地跺著腳，很誇張地表示不滿。
我收住腳步，手按緊了書包，一下子緊張起來：“出什麼事了嗎？”
她湊近我的耳朵，無比激動地說了一句話：“小兔子的姐姐回來了！”
我瞪大眼睛朝著她看，好半天才作出了該有的反應：“你是說，那個會跳舞的姐姐回來了？”
她雞啄米一樣地點頭：“是啊，下午剛到，穿了一身收腰的女式軍裝，那腰細得隻有這麼一點點！”她把兩隻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圍攏，比劃了一個範圍。“坐的是一輛吉普車，司機一直送她到大門口。你想想啊，我們縣革會主任都未必能夠把吉普車坐到家門口呢。”
我一把拉起小妹，飛一樣地往大院裏奔。書包在屁股後麵啪嗒啪嗒跳得歡勢，鉛筆盒裏忽啷啷亂響，恐怕所有削好的鉛筆頭都要斷了。我也不知道我們平白無故瞎激動什麼，人家小兔子的姐姐回家探親，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小兔子姐姐也有個很樸素的小名，叫小燕子。很長時間中她是我們大院裏的一個神話。是不是因為她媽媽給她取的名字好呢？小小年紀她就長出一副身輕如燕的好身材，十二歲考進了上海的舞蹈學校。聽她媽媽說，畢業那年她就在一台大型神話舞劇中當領舞，被周總理接見過。這樣的尖子生，本來可以前途似錦的，可是偏偏文革開始了，大學生們都下到工礦農村了，燕子姐姐隻好被分配到一個大型的煤礦文工團，當舞蹈演員。不管怎麼說吧，畢竟她還是在大城市，在正正規規的文藝團體，仍然是我們一幫毛孩子羨慕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