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先生初到台灣的時候，日子過得很清貧。盡管如此，他還是時刻想著要幫助別人。當時，台灣經濟不發達，人們的生活普遍都很拮據。當南先生得之鄰居家已經窮到揭不開鍋的地步時，就把自己僅剩的米偷偷地放在了鄰居家門口。
後來，每當有人向南先生求助的時候，他總是把自己辛苦賺來的錢拿出來，竭盡全力幫助別人。
對學生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也總是建議自己的學生，要樂於助人，並且告誡學生，不要等到發財之後才說要幫助別人，幫助別人可以從點滴做起，要從現在開始。
幫助別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南先生慣常的習慣。南先生不僅將這樣的品行付諸實踐，也教導自己的學生要做樂於助人的人，這不就是自覺覺他的表現嗎？而南先生用自己辛苦賺得的錢幫助別人，不正是自利利他的表現嗎？
生活中，我們也應該如南懷瑾先生一樣做一個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人，不斷培養和鑄就自己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博大胸懷和大公無私的品行。如此一來，也便能夠成為一個擁有博大胸懷、與人為善的人，也便能與人友好相處。
規過勸善不強求
《弟子規》裏說：“親有過，諫使更；悅吾色，柔吾聲。”它說的是：父母有過失時，我們應該通過勸諫使之改正錯誤，但是，在勸諫的過程當中，要和顏悅色、言語溫和。
推而廣之，無論是生死之交，還是泛泛之交，當我們看見他們出現過失時，也應該采取適當的態度和方式，並以真誠的心態加以規勸。
規勸，大則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小則關係到一個人的名譽聲望和一生的命運。所以孔子強調說：“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當不義，則諍之。”可見，規勸，使人更過向善，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
據《論語》記載，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對此，南懷瑾先生的理解是：有時候交朋友也是一件很難的事。上論《裏仁》篇中子遊曾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南先生進一步指出，這裏，孔子告訴子貢，交朋友之道，在“忠告而善道之”。盡我們的忠心，勸勉他，好好誘導他，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不可則止”，就不再勉強。假如過分了，那就不行；“毋自辱焉”，朋友的交情就沒有了，就變成冤家了。
這是南先生的交友藝術，也是南先生的交友智慧——規過勸善，適可而止。確實，規過勸善若強求，不能寬容而為之，必然會適得其反。
因此，縱然規勸的意義重大，但是，我們還是必須做到不強求，適可而止。這二者看似很矛盾，仔細分析一下，其實不然。
盡管古人說“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但是“逆耳的忠言”過多，可能會產生“過猶不及”的後果。所以，就算是為了對方好，規過勸善也要適可而止。不然，就如南先生所言，會失去朋友之間的交情，變成冤家，這又何談與人為善呢？而又怎能真正達到規勸的目的呢？
但如此看來，看到他人，特別是好朋友的過錯，是否就裝作不知道，不規過勸善呢？毋庸置疑，這是不可取的。試想，若你的好朋友拿著刀正準備去殺人，你還會無動於衷地看著他去犯罪而不加勸阻嗎？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與人為善，既要規他人的過勸他人向善，盡心盡力而為，又要把握一個“度”，本著寬容的心懷，不強求，不過分。
那麼，現實的人際交往中，我們該如何規過勸善，又該如何適可而止呢？可以參考以下幾點。
第一，逆言順說。規過勸善，是要用我們的雙眼去捕捉對方的缺點，並且通過言語或者行為告訴對方，使其對自己的不足之處有一個新的認識。那麼，在表達上，我們就要注意一下方式問題。忠言未必都是逆耳的，所以，要想通過規過實現勸善的目標，不如選擇講順耳的“逆言”吧。
第二，為對方著想，更要讓對方明白自己的立足點。每個人思考問題、辦事情，都有自己的出發點，有自己的立場。但是，有的時候，人與人之間，若缺少暗示和溝通，是難以正確判斷對方的意圖的。所以，在規過勸善的過程中，要讓對方明白自己的立足點非常重要。
第三，勸諫有度，適可而止。正如南懷瑾所說：“對上位者如有不對的地方，做幹部的，為了盡忠心，有勸告的責任。但勸告多次以後，他都不聽，再勉強去說，自己就招來侮辱了。對朋友也是這樣，過分地要求或勸告，次數多了，交情就疏遠了。”所以，若是對方不聽勸，屢諫不止，多說也無益，不如選擇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