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宇新打破沉默。
他說殺死於國棟的凶手，和製造那外那些連環死亡案件的凶手，不可能是同一個人。
領導問他為什麼。
他列舉所有可疑的地方：於國棟命案現場沒有找到在別的案發現場都有的標誌性頭發；其他所有死亡都是用毒殺的方式，並且按照嚴格的規律實行，於國棟卻死得太突兀；其他命案沒有留下任何可能性的線索，於國棟案件中卻留下腳印和指紋這麼明顯的線索。
“更重要的是，如果凶手另有他人，4月1日上山采訪的那兩個記者又怎麼會死掉？那天記者和警~察都是集體行動，沒有任何人落單過，他們隻跟村民和警~察以及同行接觸過。給他們下毒的人，隻可能在他們所接觸的人當中。當時那種情況怎麼可能存在一個我們沒見過的凶手？”付宇新這樣說。
他是對的。
剛才陷在死局裏，混亂不堪，直覺兩個案件的凶手不是同一個人，但想不出可以說服的證據。
隻有付宇新如此冷靜，條理清晰。
他們都說付宇新偏執，可見偏執不一定是壞事，至少他的偏執使他精神高度集中，在別人都混亂的時候，他還能看到清晰的路子。
領導沒有繼續談論案情的事，說要回局裏開會，看看下一步工作到底應該怎麼進行。散會之前他說，無論如何都還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裏抓住凶手，控製事態發展，給所有人一個交待。
他們走後，付宇新讓我陪他走走。
他說有件事情他怎麼都想不明白。
我問他什麼事。
他說：“在我們專案組接手這個案件以後所死掉的那些人，基本上命案現場，或者死者家中，都找到了那種標誌性的頭發，這次於國棟的命案現場沒找到，因為他不在那個連環殺人的計劃裏麵。但是上次於巧巧死的那次，也沒有頭發。”
“於巧巧是錯死的。本來應該是於老棺。”
“沒錯。可是於老棺家裏也沒有發現那種東西。如果是B類死亡或者C類死亡，從下毒到死亡，中間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連得及將頭發放置在它們應該出現的地方，可是A類死亡是猝死，隻要下了毒，那麼被害人隨時都有可能死亡，凶手應該在下毒的時候就把頭發放置好。”
我問他：“你想說什麼？”
他說：“還有上次，在物資車上的那兩根頭發，到底是凶手給誰安排的？為什麼有頭發卻沒有人死亡？真的是因為我們的人消毒過嗎？”
我還是問他：“你想說什麼？”
他笑了一下，說：“我們推斷一下那些頭發出現的時間。”
頭發出現的時間。
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