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之友——指南針 指南針的運用與傳播
根據古書記載，最晚在北宋時期，我國已經在海船上應用指南針了。從此，人們才具備了全天候的航行能力，才真正走向寬廣的海洋。
隨著我國海外貿易日益頻繁，宋代時我國商船常搭載有阿拉伯人，這些阿拉伯人在船上學會了使用指南針，從而將我國的指南針傳到西亞、西方等國。
我國的海上交通，很早就已經開始了。秦漢時期以後，我國的航海事業逐漸發達起來。
東晉時期，有個有名的和尚法顯，曾經走海路到過印度，他還寫過一本《佛國記》。根據《佛國記》的記載，那時候一艘海船大約可以乘坐200多人。
至唐代，海船有的長達20丈，可以乘坐六七百人，可見規模之大。當時，我國海船的活動範圍，東起廣州，西至波斯灣，是南洋各國之間海上運輸的重要力量。
838年，日本和尚圓仁來我國求法，後來寫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文，描述了在海上遇到陰雨天氣的時候混亂而艱辛的情景。
當時，海船的航向無法辨認，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向北行，有的說向西北行，幸好碰到一個波綠海淺的地方，但是也不知道離陸地有多遠，最後隻好沉石停船等待天晴。
由此可見，在指南針發明以前，在大海裏航行是多麼困難。
白茫茫的一片大海，天連水，水連天，很難找到什目標。白天可以看太陽出沒來辨別航行的方向，晚間可以看北極星。陰天下雨時假如航錯了方向則很危險。指南針的發明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指南針用於航海之後，不論天氣陰暗，航向都可辨認。史籍中最早記載到指南針用於航海的是在北宋時期。
指南針發明後很快就應用於航海。世界上最早記載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導航的文獻，是北宋時期的地理學家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談》。
朱彧的父親朱服於1094年至1102年任廣州高級官員，他追隨其父在廣州住過很長時間。《萍洲可談》一書記錄了他在廣州時的見聞。
當時的廣州是我國和海外通商的大港口，有管理海船的市舶司，有供海外商人居留的蕃坊，航海事業相當發達。《萍洲可談》記載著廣州蕃坊、市舶等許多情況，記載了我國海船上航海很有經驗的水手。
朱彧在《萍洲可談》一書中評述了當時廣州航海業興旺的盛況，同時也記述了我國海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說道：“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
《萍洲可談》記載，當時海船上的人為了辨認地理方向，晚上看星辰，白天看太陽，陰天落雨就看指南針。
當時，海上航行還隻是在日月星辰見不到的日子裏才用指南針，這是由於人們對靠日月星辰來定位有1000多年的經驗，而對指南針的使用還不很熟練。
當時舟師已能掌握在海上確定海船位置的方法，說明我國人民在航海中已經知道使用指南針了。
這是全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針的最早記載，我國古代人首創的這種儀器導航方法，是航海技術的重大革新。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並不排斥天文導航，兩者可配合使用，這更能促進航海天文知識的進步。
1123年，北宋朝廷派許兢出使高麗，許兢回國以後寫了一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裏麵也有這樣一段記載：
船行過蓬萊山以後，水深碧色，像玻璃一樣，浪勢更大了……這天晚上，海中不能停船，開船的人看著星辰前進。如果遇到天陰，那就隻能用指南浮針來辨認南北了。
至南宋，我國使用指南針導航不久，在南宋時期被阿拉伯海船采取，並經阿拉伯人把這一偉大發明傳至歐洲。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磁針從阿拉伯人傳至歐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這一年是我國南宋孝宗淳熙七年，我國人首先將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比歐洲人至少早80年。
南宋時期，我國的海船一直開至阿拉伯，和阿拉伯人做生意，阿拉伯人到我國來的也很多，而且大多是乘我國船來的。阿拉伯人看到我國船都用指南針，也學會了製造指南針的方法，並把這個方法傳到了歐洲。
指南針由海路傳入阿拉伯，又由阿拉伯人傳播到西方後。歐洲人對指南針加以改造，把磁針用釘子支在重心處，盡量使支點的摩擦力減少，讓磁針自由轉動。
由於磁針有了支點，不再需要漂浮在水麵之上，這種經過改造的指南針就更加適宜於航海的需要。大約在明代後期，這種指南針又傳回我國。
根據南宋時期吳自牧《夢粱錄》的記載，當時航海的人已經用針盤航行。這就說明當時指南針和羅盤已經結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