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高等學堂的日子裏，正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特別是由於浙江高等學堂的特殊地位，這裏的革命風氣遠較其他學校要濃厚得多，在那裏不僅可以讀到梁啟超在東京出版的《新民叢報》，而且有來自東京的代表革命派勢力和影響的《浙江潮》等革命報刊、書籍和小冊子。這些小冊子有的描寫清兵入關時的暴行，有的描寫清政府的腐敗，有的則描寫清政府對滿族人和漢人的不平等待遇。學生們如饑似渴地讀著這些書刊，幾乎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們。
然而由於蔣夢麟生性膽小，他雖然對這一切梁啟超、孫中山等人所宣傳的東西都感興趣，喜歡搜集消息，喜歡就所獲得的資料加以思考和分析，同時也喜歡使自己感情奔放，參加行動。不過，他總是常常適可而止。為求萬全，他仍舊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因為他相信，除了革命，科舉似乎仍舊是參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徑，並且他還覺得革命似乎遙遙無期，困難重重。他有時候非常膽小而怕羞，有時候卻又非常大膽而莽撞，因此他對自己的性格始終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自信。所以他的行動常常很謹慎，在采取確切的行動之前，喜歡先探討一下道路。尤其是碰到岔路時，他更是考慮再三才能決定。所以盡管他所在的浙江高等學堂的革命氣氛如此強烈，但他卻依然故我地準備參加每年一度的郡試。
郡試是科舉考試製度中最低一級的考試，每年舉行，由紹興府這樣層麵的政府組織，因此也就屬於國家考試。1903年，蔣夢麟已經十八歲，按理說，以這個年齡去參加郡試，似乎顯得有點大了。
郡試的時間快要到了。一天清晨，蔣夢麟從杭州動身前往紹興，因為他作為餘姚縣的考生，而餘姚隻是紹興的屬縣。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蔣夢麟隻能到紹興參加考試，而不能就便在杭州參考。
行李夫用一根扁擔挑起蔣夢麟的物品走出了浙江高等學堂的校門，蔣夢麟緊緊跟在行李夫的後麵。扁擔的一端係著一隻皮箱和一隻網球，另一端是鋪蓋卷。在校門口碰到一位老師，這位老師知道蔣夢麟要回去考試，微微一笑，並祝蔣夢麟吉星高照，金榜題名。
穿過許多平坦的石板路，又穿過許多迂回狹窄的小巷子，蔣夢麟終於來到了錢塘江邊。渡船碼頭離岸約有一裏路，他小心翼翼地踏上吱吱作響的木板通過一條便橋到達碼頭。渡船上有好幾把笨重的木漿，風向對時也偶然張起帆篷。船行得很慢，又是逆水行使，所以花了兩個小時才渡過錢塘江。
上岸後，蔣夢麟雇了一乘小轎。穿過綿延數裏的桑林，到達一個人煙稠密的市區，然後轉船向紹興繼續進發，船上的乘客非常多，擁擠得像沙丁魚。蔣夢麟隻能直挺挺地平躺著睡，如果縮一縮腿，原來放腿的地方馬上就會被人占據；如果想轉身睡一會，那就別再想躺平了。
經過一夜航行，蔣夢麟於第二天清晨到達紹興。他曾經在紹興生活學習過兩年，所以他對這裏並不陌生。他寄宿在一個製扇工匠的家裏，房間又小又暗，而且充滿了製扇用的某種植物油的氣味。晚上，蔣夢麟就在菜油燈下讀書迎考，隻是由於燈光太暗，看小字就顯得很吃力。蔣夢麟不敢使用煤油燈，因為屋子裏到處都是易燃的製扇材料，黑暗中摸索時還常常要跌跤。
考試時間終於到了。初秋清晨四時許，天氣已經很冷了，蔣夢麟等幾千考生齊集在試院門前，聽候點名。他們每個人頭上戴著一頂沒有頂子的紅纓帽，手裏提著一隻燈籠、一隻考籃。大廳門口擺著一張長桌。監考官就是紹興知府，昂然坐在長桌後麵。知府戴著藍色晶頂的紅纓帽，穿著深藍色的長袍，外罩黑馬褂，胸前垂著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知府提起朱筆，順著名單開始點名。他每點一個名，站在他旁邊的人就拖著長腔唱出這個考生的名字。考生聽到自己的名字後，就高聲應答：“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隨即唱名證明。監考官望一眼之後，如果認為無誤，就用朱筆在考生名字上加一個紅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