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在我右前方的一個外國小孩兒洪亮地哭了起來，他可能是被嚇著了。
我還看見楊哭將自己的右手放進羅伊開叉的旗袍裏，在那裏溫柔地撫摸著，而她則專心致誌地看戲，並未阻止。演出結束，楊哭帶著幾乎是壓抑不住的喜悅，要帶羅伊去亞運村的五洲大酒店的包房，而我則隻好打的回家。我忽然想起來一件事，就是林薇曾經拜托過我的，幫幫那個一幅畫也沒賣掉的女流浪畫家廖靜茹。我拉住了正要鑽進他的黑色“淩誌”的楊哭：
“有一件事，我對門住著一個畫得很好的女流浪畫家。她有一屋子的畫，明天去看看，買她兩幅怎麼樣？拔根毛幫幫窮人。”
楊哭紮緊了他的領帶，“長得漂亮嗎？”
“很漂亮，而且她還像波斯人那樣紮了十二條小辮子。”
“好極了，我明天一定來。我得走了，”他詭秘地笑了笑，“別拖延我的時間。”
我鬆開拉住他袖子的手，他鑽進汽車，把它發動著。羅伊向我點頭告別，我在車窗上拍了一下。汽車的紅色尾燈一閃一閃地消失在車流中了。我停了一下，就走到馬路對麵的港澳中心大廈下麵，在那裏等候出租車。
早晨醒來我忽然被一種透明的快樂給融化了。我回想起昨夜我做的夢，夢中的我回到了少年時代，和我最喜歡的一個女孩奔跑在草地上捉蜻蜓。這個矯情的夢頓叫我高興了起來。我興致很高地起床，把屋子打掃了一遍，哼著我最喜歡的一首美國鄉村歌曲，又煎了兩個雞蛋，然後換上了一件幹淨的襯衣，就出門去報社上班。我路過林薇的房間時，敲了她的門。沒人應聲，就在她門上貼了一張紙條，告訴她有人來看廖靜茹的畫，叫她們最好呆在屋裏。我看見她們的黑色垃圾袋放在門口，就順手提著下了樓，堆放在單元門口的垃圾道出口，騎上我的破自行車，去報社了。
到了報社，我發現報社的人人人都忙得像是被驚擾了巢的蜜蜂。我也坐下來趕緊編稿發稿。有一個電話是找我的，我便接過話筒：“誰呀，快說，正忙著哪。”
“是我，林薇。我看見你留在我門上的紙條了，其實我剛才還沒起床，等我起來，你已經走了。”
“怎麼那麼懶，真像一隻懶貓。”
“哈，告訴你兩件事，第一件是我簽約啦！”
“簽什麼約？跟誰簽約？”這年頭人人都他媽的要簽約。
“跟楊先生啊，那個音樂經紀人，你見過的。而且我的第一張城市民謠專輯馬上由他包裝推出，快點，替我高興一下！”
我哈哈幹幹一笑，“第二件事呢？”我漫不經心地問。
“我得到了一隻貓，具體說是那個日本人送我的一隻波斯貓，哇，好棒的，又白又美的一隻大貓。我叫它喬可，怎麼樣這名字？”
“算了吧。你不如叫它瑞德，就是路上的意思。終於有個小東西天天陪你了，祝賀你。晚上回去我一定去看看那隻貓。”
“我剛才已經打電話告訴廖靜茹了，她剛找了一家廣告公司，在那裏搞美術設計。她非常高興，喂，你那個朋友是闊佬嗎？”
“半個闊佬。住在五洲大酒店，開有一個公司，有一輛二手‘淩誌’車，賬戶上還總有那麼百八十萬的來路不明的錢。”
“OK，太好了。那麼晚上見。要準備點兒什麼嗎？”
“要幾瓶藍帶啤酒就可以，那家夥喜歡喝啤酒。”
“好吧。”她掛斷了電話。
我在崇文門等著楊哭。我站在一大群好像是從全國各地來的盲流、打工仔和打工妹中間顯得很滑稽。同仁醫院門口似乎永遠都聚滿了想到北京混口飯吃的外省農村青年。尤其是那些女孩，一看你就會知道她一定是打工妹，神情裝扮總與城裏人不同。他們為什麼要一窩蜂地離開家？城市是不屬於他們的，城市這個大機器遲早也要把他們輾個粉碎，或者重新把他們擠到邊緣去。城市對誰也不憐憫，除了那些有先天優勢和聰明過人的家夥。楊哭的車從東單方向迅疾地開來，在我身邊停下，“媽的，你怎麼找了這麼個地方與我見麵？”楊哭在車內拽了拽領口說。他打扮得像是個美國新派青年。他渾身上下的全套打扮都是歐洲名牌。我估計不下兩萬元；光是那雙皮鞋大約就值七千元人民幣。我在王府飯店的名牌廊中曾經見過的。
“這裏離我的報社近，離我住的小區也近，一直向前開就行了。你什麼時候變得愛挑剔起來了？”為了刺激他，我說，“你這套西裝不怎麼樣，要是再配上一套‘傑尼亞’，那就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