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記錯了，那一定是熱暈了頭。我一再向陸軼重複這個毫無意義的推理，以證明我還是認識南京的，同樣，南京也認識我。我們在鼓樓口腔醫院門前轉來轉去，轉到那裏都是在太陽底下。一點樹陰都找不到，正午的太陽劈頭蓋臉地烤著我們，水泥路麵一片慘白。陸軼熱得滿頭滿臉都是汗，和我一樣，T恤濕漉漉地裹在身上。他認為一定是我記錯了，既然盧曉東說好了十一點鍾在醫院門前等我們，現在都十二點半了，為什麼連個人影都看不到。我怎麼知道。我和陸軼剛從中央門車站出來就給盧曉東打了電話，他說馬上就去醫院門前，可是現在我們找不到他。陸軼把背包扔到醫院門前的石階上，沉重地坐在誰留下的一張報紙上，坐下去又跳起來，石階燙屁股，然後重新謹慎地坐下來，一口氣喝下了大半瓶礦泉水。反正都是熱，坐著熱總比站著熱舒服一點。
從35路車下來，我們已經在這裏等了足足一個小時，盧曉東並未如他所說的那樣，穿著大褲衩和拖鞋來歡迎我們的到來。我懷疑他是一時半會兒沒等到我們，就回去睡了，這是他從神經衰弱之後就養成的習慣，不睡午覺整個下午和晚上都沒精神，像一隻病懨懨的瘟貓。陸軼不同意我的看法，因為盧曉東在電話裏說，他十點種才起床，精神好得不知幹什麼才好，參加國際馬拉鬆比賽都不會有問題。陸軼說，即使他神經衰弱到家了，熬上三四個小時總可以吧，我們得相信他好歹還是個男人。
好吧，姑且相信他是一個男人。我把背包放到石階上再次開始向行人打聽石城賓館的位置。盧曉東說了，我們的賓館就在醫院旁邊，他在醫院門前等我們，也就是在賓館門前等我們。可是我在醫院附近前前後後找了四次，隻找到了麥當勞、茶樓和商場之類的東西，哪有什麼石城賓館，連個公共廁所都沒找到。
“小姐，請問你知道這附近有一家石城賓館嗎？”
那個年輕的姑娘警惕地看著我，胳膊誇張地甩了幾下。她竟然一聲不吭，打著遮陽傘扭著純潔的屁股走了，像一枚性感的大蘑菇向前飛快地移去。她是個啞巴嗎，要不就是被男人糾纏慣了，見到男人本能地提高了警惕。
“大媽——”
我剛開口，臃腫的老太太就向我擺手，“我們家什麼都不缺，空調冰箱彩電，連洗衣粉繡花針都有，你還是找別人吧。”她沒打傘，甘做正午的一塊蓬勃的海綿，源源不斷地滲出汗水來。她老人家把我當成推銷員了。
我的興致喪失了一大半。上海的一個朋友說的好，現代社會的交往危機很大一部分來自女性，小丫頭怕拐賣，大姑娘怕騷擾，老太太怕推銷。我不想再去找一個小女孩來驗證朋友的結論，陸軼已經在對我一臉壞笑了。誰讓我誇下海口，說南京這地方我像熟悉自己家一樣熟悉？我在這裏讀了大學，幾乎坐遍了全市每一路公共汽車，隻有沒出現的地名，沒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哪怕旮旮旯的角落我也鑽過。陸軼說那太好了，他從沒來過南京，一切靠我了。我的口顯然誇大了，這下好了，畢業才兩年我就成了南京的陌生人，連一個繁華地段的賓館都找不到。人丟大啦。陸軼心安理得地坐在那裏，把屁股下的報紙遮在頭上，他不敢亂動，盡管一直抱怨。他是個方向盲，在陌生的地方他會越轉越陌生。
天實在是太熱了，這熱也讓我陌生。我記得讀大學時也很熱，但不知是因為記憶力下降還是別的原因，那時的炎熱退到層層的時光之後，變得有些茫然和陳舊，因而覺得那熱也存著涼爽的質地，不像現在，熱得讓你惡心，讓你活不下去。我抹了一把汗，衝上去攔住一個拄著拐杖的老頭，大概隻有這樣惟欠一死的老頭才有足夠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