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隻顧喝酒，起首連忙替我們篩，後來就隻篩自己的，一定要等幹了杯才說話。
“這是沒有辦法的！”他搖頭堅決地說：“他們都是窮人麼！頂多隻能收點藥錢，總而言之，是闊人就沒一個肯上我的門的。我會看像，我會外科，有些人我知道是流氓，綁票匪，我常常白給他們治傷。他們呢，診好了，去啦，還用片子介紹別人來，也是不給錢的。我有什麼辦法呢？你們以為我是好人嗎？其實我也很壞的，是窮人，到我這裏來，他們都是別處診不好的，他們沒有錢誰給他診，是這種人，我是歡喜給好藥，一次二次就好了，闊人就不同了，一次診得好的，我給他分做幾次診，多弄他幾個錢，其實我是很壞的。”
“你這樣待人家，人家把你當呆子，像你這樣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勸你以後還是把牌子掛出來，好好的幹一下，免得受苦！”我說。
他還是溫和的笑，連連把酒往口裏送，酒完了，又再叫兩斤。
“是的，牌子原先掛的，在弄堂外頭，因為警察要捐錢，才取下來的。”
“哈哈，假使人家說你不該吃飯，你就把自己的頸子割了嗎？這是太笑話了！”我說。
他也笑，已經很醉了，話便滔滔不絕。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賺二百多塊，那不是現在這個地方，這是去年搬來的。我賺了錢就把門麵擴充起來，我沒有老婆，訂是訂的，因為她要八百塊錢辦嫁妝，我沒有，她就另外嫁人了。我把老娘由鄉下接來住，請了兩個聽差，有一個不能做事。這聽差原先有田在鄉下，給人家騙了，很可憐，我就把他帶到這裏來，他是個呆子——那時候，我的日子很好過，門診是一塊二，沒有錢的就減半，看人說話。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診所燒得幹幹淨淨，好，沒有想到這個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這裏之後，起首還敷衍得過去，湊巧，閘北辦市政，一條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斷絕了，簡直沒有人上門。好，這個市政又把我打倒了。光修馬路還不打緊，三四月間落起黃黴雨來，你想誰肯爬過爛泥堆裏走過丈多深的水溝到我這裏來呢？這裏又這樣偏僻！好，這個黃黴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錢欠七個月，生意沒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老娘的皮袍子，是木器。有一次聽差的走了，後門口扒手進來把老娘的棉衣也偷了！是的，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塊大的，前門的壁上寫著‘照原眼科’四個大字，但是我給不起捐錢，警察天天來要，起首我就把外麵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來了。我就把牆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來麻煩。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簡直更沒有瞎子能找得著我了。好，這個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這就可以太平了吧，但是那個印子錢逼得很緊，所以——我近來不快樂，睡不了覺，頭痛，有了錢就喝酒。我想把牌子掛在這酒店的樓上，夏先生噢，我們兩個無論如何在一起。這地方真好，慢慢的我們會發達起來的！不過，現在，唉！我還有兩個好朋友，都死了。我晚上眼睛一閉，就看見他們兩個。唉，好人。闊朋友我也有的，那是姓何的，從前和我很好。如今有幾十萬，白克路有洋房。上次我買點東西去送他，他不見，他怕是綁票的。是的，我是要飯的，你們看這幅樣子，我常常半夜裏……”他說到此地，眼睛朝天，兩手合拱著：“爬起來，打開眼睛，是的，我是晚上才喜歡打開眼睛。因為我不願看不見什麼，我對天說：天啦，你把我的壽命減少二十年吧，切莫再使我是這樣子啊。”
他不再笑了，兩手撐著頭，慢慢的伏在桌子上。我們全都沉默著，忽然他又抬起頭來說：“這地方真好，我們每晚都要來的噢，夏先生！”
“不來了，明晚我請你到鴻運樓吧！”我說。
很晚了，曾先生還要酒，我們不承認，我叫孩子來算帳，曾先生就立起來用手一揮，好像這應該歸他出，我也就不客氣，給了二百四小帳就往外走。我回頭向櫃台一看，看見那孩子仿佛用蝌蚪文在簿子上寫著：“曾先生欠……”
走到街上，我拒絕他送我，他說：“不要緊的，我們通晚不睡覺不要緊的，睡覺是受罪，在外麵走走很快樂啊！”到了我自己的弄堂口，我和他告別。我在十二步之外還聽見他的聲音：“夏先生，我們再到那酒館裏去坐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