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茶澱農場到北京，大約有兩百多華裏路程。為了探望受苦受難的母親與兒子，又為了節省幾個錢，作家放假探親時，不坐火車，卻每每騎著自行車跑“馬拉鬆”。他常常清晨五點鍾就騎車上路，晚上九點才到家。由於腿部的超常運動，以致膝關節神經失靈，有時便摔倒在路上。母親生氣了，不許兒子騎單車回來：“再窮，咱們可以賣桌子椅子，你也要給我坐火車回來。”
想到母親含辛茹苦地養育了自己，又因為自己而受到株連，慘遭災難，作家難過地落下無聲的苦淚，決心以文學成就醫治母親的傷口，報答養育之恩。
作家對母親與兒子親情濃重，而對妻子又恩愛有加。他剛到桃園勞動，看見桃花在風中徐徐飄落，觸景生情想起了遠離自己的心愛的“右派”妻子張滬同樣正在受苦受難，又記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幾句孟浪的詩來：“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朵萬朵迎風開。花從樹上紛紛落，人從花中雙雙來。”心裏難受極了，絕好的風景立刻一片肅殺。
與妻子勞燕分飛已經九年多了，終於久別重逢，盡管第一天便夜宿豬舍，但作家仍然慶幸禍事中的福事。淒涼而嚴酷的是後來妻子受到更加殘暴的迫害，她在“一打三反”大會上因為一句話頂撞了軍代表而被當眾鎖上了手銬，嚴管隔離起來。作家寫道：“給她帶手銬的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
盡管作家事前想盡一切辦法預防妻子自殺，但天生一身傲骨的妻子還是服敵敵畏自殺了。當作家得知消息後，驚愕，捶牆，捧著手銬捶牆痛哭，眼淚如同開了閘門的小河。妻子偏偏在作家生日的那天夜裏選擇了死，倍增了丈夫心靈深處的悲涼。
在從晉南向晉東南轉移勞改地點時，自殺未死的妻子看見山間一隻逃遁的兔子，對身邊的丈夫說：“我好像就是那隻兔子！”作為丈夫的作家太了解妻子了，他寫道：“張滬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撲向槍口的一隻傻兔。她的生命內核中蘊藏著的是不屈的靈魂。如果遭遇了張誌新的處境，她會成為第二個飛蛾撲火的張誌新。”多麼深刻嗬！
親情無限。親情無價。
文學夢
一位頗有名氣的青年作家，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在二十二年的歲月裏，隻許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而不許拿起筆來從事文學創作，隻能做著斷斷續續的文學之夢，其痛苦可想而知。
作家幸而受到有良知的勞改幹部所看重，使他本來已經死去而後又孕生了的文學之夢，變得躁動不安起來，仿佛他是懷胎十月的母體，那文學的嬰兒就要分娩了似的。
複蘇了的文學神經，指使作家給他的文學啟蒙老師孫犁寫了一封十分動情的信。信中說：“我雖身處逆境，但無論還要麵對多麼大的困難，我的生命都不會離開文學。”信對所處境況的感慨，以及圓作家文學之夢的期待，深藏在文字之中。但沉重的體力勞動，又一次撕碎了他的夢幻。
作家青少年時代的文友劉紹棠不斷來信，預言從維熙的生活占有在同時代作家中是個富翁。苦難出真知，作家經曆了比別人更多的磨難。劉紹棠的信中也談到“文革”時北京文化人的現狀：女作家楊沫剛過五十，上邊就勸她退休；來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夥房幫廚；蕭軍仍在東直門挖地道……作家自認是賤民中的賤民，勞改期間，曾有過幻夢及對幻夢的嚐試，但“文革”開始之後就夭折了。他想自己不過是社會上的一個黑色幽靈。
在1964年之前，作家仍經常做著文學夢。他哪兒都願意去，隻要能讓他寫作就行。到了1964年，他才被迫斷了文學夢。那時，他曾接到《中國婦女》雜誌的來信，稱他的小說因故不能發表，當然是政治之故。此後半年多的時間裏，他多次去劉紹棠家。劉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黨內重新占據統治地位，劉紹棠與邵燕祥已失去發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已調往新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