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五章寰宇內外，曠世畫卷傳千古 (2)
揚州，在當時是與明州、泉州、廣州齊名的海外貿易港口。李白有雲：“樓船跨海次揚州，”唐代居住在揚州的外國商人數量很多，這些外國商人大多數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而來的。高僧鑒真在玄宗天寶年間東渡日本，在揚州市場上購買了許多商品以便攜往，如藤簟來自廣州和桂州等嶺南地區，安息香、沉香、胡椒等香料產於南亞和西亞地區，都是通過船運抵揚州出售的。
“海上絲綢之路”，彌補了“安史之亂”後唐朝孤立境地的不足，使這個中國曆史上的極盛王朝再一次加入到世界的行列中。無論“陸上”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是架設在東西方之間的橋梁與紐帶，猶如一條彩帶，將大唐與當時世界的其他國家聯結在了一起。“絲綢之路”是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跡，唐朝的“絲綢之路”更因其大國的身份和權威，在世界中顯示了自身的分量和影響。那些絢麗多彩的壁畫，香氣四溢的香料，區別於炎黃子孫的雕像，無一不是東西方交流的見證。
華夏異域同登場，內外文化煉一爐
威嚴的大殿內，顏真卿正竭力向唐德宗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說：“障車、下婿、觀花燭及卻扇詩，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腶修，無拜堂之儀。又，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製，請皆不設，唯於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為之。”（《封氏聞見記》卷五）“氈帳”是他所要表達的重點，作為皇帝嫁女兒的禮儀使，他有權力也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場與觀點。在他看來，“氈帳”乃是“北朝穹廬之製”，實在不應用於大唐公主的婚禮之上。可見，當時在婚禮中使用以“百子帳”為名的氈帳的習俗已經盛行一時，“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
相比漢代的細君公主遠嫁烏孫後以“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表達對大漢的思念，唐朝對待氈帳的態度更多的是一種接受，甚至是喜愛。
貞觀四年（630年），唐滅突厥之後，大批突厥人入居唐朝，“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他們的到來，帶來了其根深蒂固的生活習俗，也包括其居室文化。突厥的可汗頡利被安置在太仆寺內，“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在皇城內張設起了氈帳，無疑這是被唐朝的統治者及其民眾所接受的一種行為。
不僅如此，突厥文化對唐朝的皇室生活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便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是個極端崇尚突厥生活方式的人。《資治通鑒》卷一九六中載：“（太子）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發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這個皇位的繼承人堂而皇之地在皇宮中張設起了氈帳，並經常居於其中，使突厥的這種居室文化迅速地傳播到民間，並成為一種流行與時尚。
身處這個突厥文化大行其道的時代，白居易用他的詩讓後人見識到了氈帳的魅力。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告老還鄉，回到洛陽。在洛陽的舊宅院內，他張設了一頂青氈帳，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十八個年頭。“賴有青氈帳，風前自張設”（《別氈帳火爐》）、“碧氈帳上正飄雪，紅火爐前初炷燈”（《夜招晦叔》）、“帳小青氈暖，杯香綠蟻新”（《雪夜對酒招客》）……青氈帳、紅爐火，點亮了白居易人生最後的時光。
在這個包容性無比強大的大國中，以獨特方式存在的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異族文化。那些跋山涉水而來的外國友人，大多都是通過官方途徑進入唐朝的，他們有些是王室成員甚至是國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有些是打著使節旗號的商人，還有些是作為物品貢獻給唐朝的各色伎藝人或奴婢……他們的到來為唐朝的文化注入了許多新鮮的血液，使之更加的新穎、多樣。
外來的僧侶們大多攜經而來，與出生在唐朝的外國人後裔和居住在唐朝的外國居士，共同從事譯經工作，為唐代的宗教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來唐的音樂歌舞藝人們，帶來了他們各自國家與民族的藝術作品，在唐朝這個大熔爐裏，迅速與唐朝的藝術融為一體，那種兼具中原色彩與異域風情的藝術，成了中國藝術史上璀璨的明珠；來唐的百戲藝人們，憑借獨具特色的容貌與外形，加上驚險刺激的雜技與幻術，不僅在民間深受歡迎，就連屢次出文禁止百戲的統治者也極為欣賞，這就為唐代的民間文化加入了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