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班的路上，我隻要倒一次39路車，就會經過中國棋院。有好幾年，隻要中國棋院門口那一段路不讓我覺得太難過，我就不會不坐39路。
起初是刻意的，後來就成了習慣。關於習慣，克格勃訓練手冊中有一句話，說每一個習慣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你不能養成任何習慣。車過棋院，有時候我會感到心髒緊縮，這時候就會想起克格勃訓練手冊。當然更多的時候，我會傻笑起來，回想起第一次見到玲姐的那個下午。
那個下午的情景在以後的回憶中經常出現。39路車一上玉蜓橋，我就能看見棋院的四方形大樓，那個下午就會出現在車窗外麵，那個下午陽光晃眼。
現在追溯起來，假設當時不是因為教材或教育體製那麼陳腐，假設不是常四段的講解那麼吸引我，假設沒有李昌鎬——還是不假設了吧。事實上整個世界無限複雜永不停息地運行著，我和玲姐認識，就是運行的一個結果。我能進這家公司，是運行的另一個結果。我想起了兩行詩：“ 在人生所有的細節裏 /都晃過了命運不可捉摸的影子。”
這天我依然坐39路車去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這天我很容易就有了過多的感概。棋院的大門一閃而過，往事在回憶中不可避免地變形，一個下午被壓縮在幾秒鍾內：一個女人修長的、沒穿襪子的雙腿在陽光中走動著，空氣在她周圍一圈一圈蕩開。她朝我走過來。她從我身邊走過去。那天我們還算不上認識，還沒說過話，但離正式認識的那一天已經不遠。
在辦公室裏呆了一上午，不知不覺已過了公司食堂開午飯的時間。整個辦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個小隔間像戰後的坑道掩體。我雙手枕在腦後，仰靠在電腦椅上，望著天花板發呆。我想到了我和玲姐之間很多尚未攻克的難題，我想到了很多解決方案……正借著椅背的彈性一晃一晃的，辦公桌上突然響起來的電話鈴聲讓我差點摔下來。
電話是許可佳打來的。許可佳的聲音在電話裏很清脆動聽，有幾秒鍾我沒聽出是許可佳的聲音，直到她說起了“周末在你表姐家裏”，我眼前才浮現出一個清爽結實的女孩朝我微笑的情景：她先怔怔地望了我幾秒鍾，接著撩開擋住臉的頭發，好像要認出我是誰，才決定是否微笑。這真有點特別，跟那種見人就笑的女孩子有點不一樣。
許可佳沒容我多說話，就劈劈啪啪地告訴我突然找我的原因。她打車走到我們公司這一帶，才發現錢包裏沒帶夠錢，司機不肯往前開，也不肯倒回去。“你一定要幫忙喔，”許可佳說。
我走下樓，差點沒認出許可佳來。這次她化了很濃的妝，跟上一次素麵完全不同，紫色嘴唇，藍色眼睛，有點像玲姐說過的那種韓國妝。
我問許可佳需要多少錢。
許可佳說：“付夠車費就行了，”她笑了笑，又說，“肚子餓啦，你做好事做到底行不行？”
我當然不能說不行，問她想吃什麼。許可佳說：“隨便隨便。”
隨便這道菜最難點了。我想起同事阿伍過生日時，我們在仙蹤林聚過一次，那兒好像有一種炸土豆條叫隨便。我帶許可佳去了街對麵的仙蹤林。
一路上這個愛說笑的女孩不停地解釋著，說她來這邊辦點事，幸好在我們公司旁邊，不然，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她真是沒想到會沒帶夠錢，還說她每個月底都會有好幾天帶不夠錢，說完格格地笑起來。
我這才想起又到月底了，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了該去韓總的辦公室下棋的日子，立刻有些胸悶。那個韓總的日程表上，每個月底都有一天畫上了一黑一白兩個圈圈，到了時間，秘書就會四處打電話找我。一年以後，韓總退了下來，棋癮犯了，四處打電話找人下棋，有時候我還會去跟他下兩局。
在仙蹤林的秋千椅上坐下來，我和許可佳一人點了一個套餐，另外給許可佳加了一個“隨便”。許可佳問我“隨便”是什麼，我沒告訴她。等餐的時間，許可佳又一直說個不停。吃飯的時候，她嘴裏塞滿了食物，依然滔滔不絕，仿佛她嘴裏還有一條備用的舌頭。“隨便”端上來了，見是普通的炸土豆條，她楞了一下，大笑不已。
我模模糊糊的覺得，這個愛說笑的女孩，好像有一點緊張，上次我送她離開玲姐家時，她也說了很多話，但在夜色的掩護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這一次，她的臉微微有點紅。我問她是怎麼知道我們公司的電話號碼的。她說：“出租車開呀開呀就開到了這兒，我說哎呀呀我沒錢啦，司機馬上停了下來。然後我就看到了你們公司的牌子。打114一查——我厲害吧？”
我沒追著問她是怎麼知道我所在公司的名稱的。我感覺到玲姐已經跟她說了不少關於我的事。我慢慢地吃著，靜靜地聽著，很快就知道了玲姐是許可佳爸爸的同事，還知道了許可佳的爸爸媽媽從小就把她管得很嚴，隻要是男人打電話來，她媽媽就會偷聽，她爸爸就會查問。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說起這些，也沒有去細想。把自己的一份套餐吃完後，我對許可佳說，公司裏午餐和午休時間都很短，我得上去啦。
許可佳馬上把半根黃瓜叼在嘴裏，騰出手從大紙袋裏掏出了一個小盒子，說要給我一點小禮物意思一下，以免幫了她很沒有意思。那是一條領帶。我笑了笑，說我不打領帶。許可佳卻一定要我拿著，說是給客戶買的禮物，多了一條，實在不喜歡可以送給別人，別人不喜歡還可以退還給商場，裏麵有發票。我隻好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