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姐給這個姓易的男人打電話時，聲音親昵，臉上有笑容，手上有動作，嘴上還不停地喊著老易老易。我從來沒見過她跟另一個男人打電話時這樣，不由得疑心大起：這人跟她什麼關係？她為什麼要在電話裏熱呼呼地問起他的飲食起居等等？接下來，心裏酸溜溜的，就開大了電視機音量，嘴裏還發出了一些小動靜。玲姐在嘴邊豎起一根手指頭朝我噓了一聲。我立刻覺得胸中鬱悶無比，肚子裏仿佛脹滿了可燃氣體。
我努力忍耐著。玲姐打完電話，過了幾分鍾，我才問那個人是誰。玲姐笑了一下，反問我：“你是要我說真話呢，還是說假話？”我說：“當然真話，騙來騙去又有什麼意思？”她淡淡地說是上個星期，單位裏的同事給她介紹的男朋友。我腦子裏閃過了一道白光，像電線短路了一樣。我馬上把前些日子玲姐對我冷淡和這個老易聯係在一起。我虎地站起，摔門而去，整幢樓都搖晃了一下。
外麵下著小雨，天氣真是會附和我的心情。我跑出小區院子，才感覺到身上的衣服全都濕透了。又跑過一條巷子，走進一家服裝店，買了套衣服換上，然後去旁邊的小酒館裏喝了一通酒。平時我不怎麼喝酒，這幾個月來還隻是在許可佳的家裏陪她父親喝了兩杯。坐在小酒館裏，我希望酒精能化掉心裏的怨氣和怒氣。這天喝得有點多，心裏卻越來越明白，對自己的處境看得越來越清楚。從法律上講，我無權幹涉一個單身女人的婚姻大事。從個人感情上講，我覺得自己是個懦夫，隻知道跑。這個時候怎麼能跑？調查調查老易，搞搞清楚競爭對手，想想致勝策略才是正事。
從小酒館裏出來，在天橋上看見兩個十四五歲的女孩，濕衣服貼著單薄的身體，披頭散發站在雨中抓著欄杆衝著街上的車流喊叫著。具體喊什麼我腦子裏沒空地方去記憶。但她倆被一股莫名的激情抓住的樣子感染了我。我相信，多年後她倆一定會興致勃勃地回想起雨中的這一幕。我決定讓她倆的回想裏多一個同樣被激情抓住的小夥子，我也抓著欄杆衝著車流喊了一陣。我喊的是：啊！啊！啊！ 我喊不出更多的字，一切已經放進這一個字裏了。
星期一，我買了一隻大風箏，走到玲姐單位的辦公樓前放起來。大風箏上拖著兩條大紅綢，一條紅綢上用黃油漆寫著：“阿胖，我愛你！”另一條上寫著：“阿胖，嫁給我！”
調整好風箏的高度與位置後，我給玲姐打了個電話，讓她走到窗前往外看一看。一會兒，玲姐說：“我馬上下樓，請你別走開。”
玲姐所在的單位是一個行政機關，我去過一次，整幢大樓都給人一種堆滿心思的感覺。裏麵的人喜歡用廢話、套話、空話、假話遮掩琢磨人的勁頭。我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這樣的單位裏上班，每個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放風箏之前，我已經推敲了紅綢子上的詞句，既要讓玲姐看明白是怎麼回事，同時又要讓別人看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風箏剛剛放起來，就看見幾扇窗戶打開了，幾隻腦袋從窗口探出來，還有人朝天上指指點點的。
十幾分鍾後，玲姐走出了辦公大樓。她走過我身邊的時候，裝作不認識我的樣子，朝天上看一看，掠一掠頭發，突然掏出剪刀剪斷了風箏上的線索。動作很快，又有點不經意的樣子。然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機關大院。我楞了楞，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隔了一會兒，我才往大院外麵走。我覺得她不應該出手的，她應該知道我不會沒完沒了地鬧下去。這會兒我倒有點擔心她出手的時候有人看見了。
拐進一條小街，玲姐叫了一輛出租車。出租車在我身邊停了一下，我鑽進去，看見玲姐扭頭望著她那邊的車窗。我要握她的手，她把手挪開了。一路上她一句話也不說，到了她家樓下，付車費的時候也不說話。上樓梯的時候走得很快。她打開門，等我走進去了，她才關上門靠在門板上喘氣。她掃了我一眼，望了一會兒牆壁，又掃了我一眼，又望了一會兒牆壁，一邊喘氣一邊問我：“你在幹什麼啊？”
“我要你嫁給我！”
“你那樣到底要幹什麼？”
“我要你嫁給我！”
“神經！”
“我要你嫁給我！”
“真是太神經了。”她雙手捂著臉，聲音從指縫間透出來：“你也不想想，你這麼做，我在單位裏還怎麼做人，臉往哪裏放？”
她這麼一說，我有點生氣了。這個問題我本來考慮到了的，但從她的嘴裏說出來，我就覺得很不好受。我是誠心誠意向她求婚的，但心底裏積蓄的那些怒氣和怨氣並不是已經完全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