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療治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人，一個通靈者。她人在北京，是一名熱心的朋友通過電話向她陳述我的症狀，然後她再開藥方。依常例，我是不對這些玄妙的事情有興趣的，我基本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之前，亦有人向我推薦這個大師，那個大師。每個大師都有一長篇神跡，類似《聖經》裏的福音書。我對他們一律抱敬而遠之的態度。這一位的說法卻很特別，當時還不怎麼太覺著，後來，日複一日地，越來越想起她的話，覺著句句指向我的症結。她先說沒事，然後開出藥方：要喜，要眼見紅，還要——這一條她說得略微詳細，最好是到鄉下去，農舍跟前，拖一張板凳，坐下，與不識字的老太聊天。乍聽起來，似乎都有些不著邊，可是懵懂中，就不曉得這裏還是那裏，打中了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與我的醫生相合，雖然是不同的出發點。我當然不能把這人的話告訴醫生，攪擾醫生的思路，還讓他以為我見異思遷。醫生的方法更直接地作用於我，我已經把自己全交給他了。他的每一句話都對我產生良性的效果，他對我的合作也表示滿意。我們是一對最好的醫患關係了，一方負責，另一方信賴。每兩周，隨訪一次。我覺著他多少是有意的，這一回看見我，就招手讓我進去，給我享受特權，不按著掛號序列來，於是我深感他對我另眼看待，心生歡喜。下一回呢？他則不肯通融了，非讓我老老實實排隊不可。經過焦慮的等待，坐到他跟前，陡然地鬆弛下來。他有一次還說你不必來了，為什麼？我問。你已經好了，他說。這是莫大的鼓舞，可下一次，我還是去了。他倒也沒有打發我，依然詢問情況。每一次求診，時間都不長，和看一次感冒的時間相等。我已經學會用客觀的方式描述這些主觀性很強的症狀。無論焦慮，還是抑鬱，在一次次的求診中，漸漸呈現出它們物質性的內核，一個堅硬，因此而可以克服的內核。在器質以外，存在於無形的物質，不可見不可觸卻可感。我服用的那小白粒子藥片，說明書上畫著明確的化學結構式，可是藥理一欄卻寫：“作用機理尚不清楚，可能是通過中樞與特定的受體結合而發揮作用。”通向這物質的引路模糊不清，我們隻是在混沌中摸索，碰撞。感謝前人的經驗，也感謝實證派的西方醫學，它至少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讓我能“踏實”，然後再來追根尋源。
在我照這醫生叮囑增添藥量，調整服藥時間，第二天就見成效。心情頓時明朗，與明媚的春陽相融。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反而有種不可靠。我如履薄冰，生怕一失足，好夢醒來。這一日，怎麼說呢？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一切都歸位了，歸到原先的，早已適應的位置。形狀，色調，運轉的速度，通通複位。我從掙紮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放下抵抗，與其重歸於好。這一天是整個患病經曆中的亮點，以後，即便是痊愈了，亦沒有這樣閃亮的日子。它突兀在一長段灰暗的日子中，特別耀眼。我輕鬆走在街上，與人交談，進入午睡，睜開眼睛，下午已過去大半。這些平常的情節在長期的病苦之後，煥發出幸福感。我的要求如此低微，不是健康，僅隻是一點常態。這陡然歸於常態的一日顯得如此色彩強烈，它對以前和以後所經曆的日常生活都有一種喚醒的意思，喚醒了常態中的深刻的幸福感。這種幸福感來自於諧調，與所存在，所依附的所有條件的和諧。這一日給“和諧”標出了記號，原先，它是埋沒在平凡瑣碎的日常細節裏，混為一談，甚至帶給我們枯乏的錯覺。而有了這一日，枯乏生活中的和諧性，水落石出。它的美妙，就在於它的自然，無所察覺，無所意識的舒適感。主體和客體完全合二為一，沒有差異。
第二日，舒適感便減退了。我想，適應是一個原因，藥物的不徹底性更是一個原因。它解決的隻是表征，而表征底下的根源性問題，大約並不那麼容易對付。第三，第四日，不適的症狀慢慢抬頭，就像被石頭壓下去的雜草從石縫間抬頭。我苦苦搜尋，那陡然間天地豁然開朗，心曠神怡的舒適感，再沒有來臨，一去不返，真像是驚鴻一瞥。下一次隨訪，我詢問醫生，醫生的回答是：你不要期望有戲劇性的效果。就這樣，事情從巔峰狀態回落到平淡的起點，麵前依然是日複一日的努力，隻是，有了可期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