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發現的借條》 文\南翔
選自《天涯》（雙月刊）2012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南翔：本名相南翔，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一級作家，深圳市作協副主席，著有小說《南方的愛》《大學軼事》《前塵》《女人的葵花》《1975年秋天的楓葉》等。
1978年仲夏的某個下午，我正在窗前複習一本高三的《代數》下冊的內容：若某事件概率為p，現重複試驗n次，該事件發生k次的概率為P=C(k,n)×p^k×(1-p)^(n-k).C。這樣繞梁三圈還不止的艱深公式，令我這樣一個“文革”伊始混過三年初中，即到宣江站當工人已近七年的後生子，不免頭大如鬥。看著看著便走神。
窗外是無限風景，隔壁阿平種的幾蔓絲瓜，從一棵柚子樹的不同側麵攀援而上，再蜿蜒蛇形而下，在我們這排光棍宿舍後屋簷下的電線上熱烈地彙合，幾百朵雌雄邀約的黃花綻放如五線譜上的旋律，於是蜜蜂來了，蝴蝶來了，蜻蜓也來了。這樣繽紛的場麵，隻有《列寧在一九一八》裏的天鵝湖片段可以媲美，“若某事件概率為p”遠遠不能牢牢吸引一個曠廢學業多年後生的目光，盡管他早已厭倦按部就班的生活，對高考恢複之後的另一種可能，無限向往。
我忽然發現，在繽紛之中，有一隻小小的寂寞的蝸牛，不知如何克服了險阻，攀上了絲瓜蔓，行走之慢，幾乎看不出它的蠕動。
南南，在屋裏嗎？阿平就是這時候敲響了我的門。
我叫了一聲進來，阿平就拖著一條殘腿進來了，不肯坐我的床，我隻有將對麵一張置放行李的空床抹一把，讓他坐下。
你給我出出主意。他說，展開手裏的一個練習本，裏麵小心翼翼地夾著一張陳舊的紙條。上麵的字跡雖然漫漶，但是還可以分辨：
收 據
本大隊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借到陳東先生家中正式和三八式步槍各一支，子彈600發，稻穀一千二百斤，茶油二十斤，黃牛一頭。打下江山之後一並償還。
經收人：縣大隊長 李森林
我一愣，遂問，你家怎麼會有這個東西？這是真的還是假的？！看見他委屈的目光，我立即就後悔了，改口道，真不曉得，你家裏曾經有這樣嚇人的老底！
阿平是站東扳道員，前年秋天，司機張大車隻身進入專用線卸空的油槽車裏掏煤油，誤入的是汽油車，張大車帶入的明火頓時引燃，驚呼之中，阿平冒險進去將他背出來。轉瞬間，張大車燒成了一個殘人，阿平落下一身燒疤和一條殘腿。車站工會的救助十分有限，一年的補助，我看剛夠他在鄉間找土郎中的草藥費。一條殘腿從大腿根部開始發炎灌膿，創口總不愈合，幾米之外就聞得到混合著膏藥味的腥膻。即使夏天，他也不敢穿短褲。他的老家是郊區福田的菜農，今年端午節我去過，一幢老屋東倒西歪，用幾根杉木，吊上石塊，四壁撐著。更兼一家的病痛：父親早年在車站貨場做臨時工，1960年因肝腹水而回家，母親尿毒症，妹妹自小腦膜炎燒壞了腦子，走路都打趔趄，十六歲了卻從未進過學堂。
我隱隱感覺，他這時候出示一張三十年前的借條，實在是下了決心的。遂問，這個李森林，如果還在，起碼是個地市級高幹吧？
是啊。阿平說，他腿癢癢，一坐下就兩隻腳互相蹭個不停。我查了宣江地方誌，他1964年做到行署副專員，1964年冬天就病故了。
好可惜啊！我失聲叫道，那怎麼辦啊？死無對證！
阿平道，陳東是我公公，我父親叫陳貫南，父親生於1933年，也就是說，李大隊長在我家借宿打借條的時候，他已經十五歲了，一式一樣，記得蠻清楚。
我說，那又怎麼樣？現如今，李大隊長不在了，你公公也不在了。尤其是，李大隊長不在了。
阿平道，我父親還記得，李大隊長生得又矮又黑又瘦，卻一身好力氣，一口氣能吃三大碗米飯。屋角邊一盤石磨，一百五十斤，他一收腰就舉起來了。
我說，為什麼當年不去找李大隊長？莫非當年你家不缺錢？
阿平道，我家土改差點劃了地主，家裏沒有勞動力，一二十畝地一直租給別人種的。李大隊長當時做了縣長，發話說，福田陳家支援革命有功，不要往死裏摳，才改了一個小土地出租。就這，已經給李大隊長添了不少麻煩，以後哪裏敢做出頭鳥。
我說，借條卻是保留下來了。
阿平道，我公公講，留下是個紀念。“文革”當初，也差點被我娘燒了。
我曉得，阿平是個很謹小慎微的人，如果不是困難到了極處，是不會展示這張借條的。他能夠先來征求我的意見，足見他對我的信任。一股無名的豪情，頓時在我心頭湧動。
在宣講站，我和阿平最是投緣，想必是互補所致。我外向，他內斂；我好動，他喜靜；我長文科，是車站大批判專欄的主筆兼各式批判會的主角，風頭之健，有點現時單位新聞發言人的意思；他長理科，尤其做數學題，居然是他工餘的消遣之一。但是阿平害羞，比女孩子還容易臉紅，即使跟熟人多講話，也不能自持。自從我複習備考以來，每次的數學練習題，都是他拿去批改。我從心底感激他。
“文革”荒廢了我的數理化，讓我在得知高考恢複之後，隻能考取文科，我的語文有六七年的童子功，小學四五年級就有三篇作文上過《前線鐵道》報，連帶政治、曆史和地理三科並蒂綻放，於是，複習時間的大部分都在初中到高中的十幾冊數學上盤桓。
阿平欣賞我的揮筆成章以及舌燦蓮花，無論是批林批孔，崇法批儒、批《水滸》……那種響遏行雲的句子滔滔汩汩而來。每次開會，他總是早早來到貨場二樓的車站會議室，在第二排居中坐下，他眼裏流露出的真心仰慕，在那個物質和精神一樣幹癟如同羅丹《老妓女》胸前乳房的時代，讓一個比他小兩歲的青年工人的虛榮心得到無限的饜足。我代表某某車間發言之後，走下主席台，他必定遞上一隻軍用水壺，裏麵盛著滿滿一壺白糖水。
我曾經鼓勵阿平一道參加高考，起碼在“文革”荒廢了一代人數理化的時辰，他會有一個超乎常人的發揮。可是他婉拒了，理由很簡單，麵對一個敗落的家庭，隻有他每月三十八元錢（另加每個夜班三毛錢，一個月十個夜班，計三塊錢）的工薪收入，一旦他上了大學，誰來維持一個搖搖欲墜的家？這不，現在就遇到困難了。
我說，我要拿著借條去找站長。
他眼裏一半是感激，一半是猶疑。問，合適嗎？我要不要去？
我極其爽快地說，有什麼不合適的，不偷不搶不偽造，憑證在此！你可以暫時不去。
他眼裏就全剩下感激，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站起來靦腆地直搓手，好像麵對的不是他的老朋友而是一個氣勢太過雄壯的戀人。
三等站站長是湖南人，運轉值班員出身，所以，在接二連三的宣傳任務到達之後，更加倚重我的筆頭和嘴頭。當我將陳家的借條呈現給站長的時候，他正在辦公室翻閱當日的貨運計劃。他有些驚愕，看看借條，看看我，再看看借條，再看看我。
站長說，我早聽講過陳貫南家有過這麼一張借條，“文革”剛開始，六六，還是六七年吧，火車頭造反兵團知道他家有過槍，把他揪來批鬥，他講解放前他家是有兩支槍，幾百發子彈，但是都由他父親陳東借給了當時的縣大隊。造反兵團司令就是現如今的助理值班員吳駝子，哪裏肯信，連夜就去抄他的家。一根尼龍繩把陳貫南紮得像隻粽子，吳駝子這個豬嬲的，大概前世也是殺豬的，捆人打人痛到骨頭裏，麵子上倒是看不大出來。陳貫南熬不過，到處亂指，不僅自家被翻了個底朝天，連累嶽母娘家的灶房也挖得稀爛。他嶽母娘家是三代貧雇農，根子紅得可以叮叮當當打鐵！畏懼過哪個？！氣得他娘坐在地上號哭，也不指名，就罵斷子絕孫、不得好死！吳駝子他們裝聾作啞，隻當她是罵自己的女婿。
我迷惑了，當初，陳貫南為何不拿出這張借條來呢？
站長道，他也講，縣大隊長給他爹打了借條，可就是拿不出來。
我追問，如果拿得出來，吳駝子他們火車頭造反兵團一夥，就肯鳴金收兵？
“文革”初年，我已經小學畢業，那種“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狂躁，令我做夢都是一名胯下騎馬，肩背衝鋒槍的紅小兵。
站長哈哈一笑，那你就要去問吳司令了。
從站長的嘴裏蹦出“吳司令”三個字，分明帶著揶揄或鄙夷。“文革”頭兩三年，站長和書記都靠邊站了，挨批鬥吃些皮肉之苦，也是難免。但是鐵路畢竟有半軍事化之譽，鐵路要是停運了，不講其他，全國各地紅衛兵要進京去朝覲都沒得車坐，那年月，沒得動車組、高鐵，除了寶成線，全國跑的都是蒸汽機，每小時不過六七十公裏。至於飛機，那是天上的星辰，連我們站長書記都沒乘過，不曉得要什麼級別才可以高登。大概六九年前後，站長書記就官複原職了，火車頭造反兵團也就轟然作鳥獸散了。反正我七一年到宣江站報到，就是書記站長在會議室給我們工人訓話，我忘記了書記聲嘶力竭地講了些什麼，吸引我注意力的，始終是他腳上一雙鋥亮的皮鞋，還有那條紮在褲腰上的銅頭皮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