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精神境遇的一種隱喻 文\付秀瑩
當網絡視頻、商業廣告、暢銷讀物、娛樂海報等拚接成一幅幅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景觀的時候，真正的藝術仿佛隻能淪為黯淡退場的尷尬角色，這構成了當今時代精神的一個側麵。所謂時代精神，意為一個時代特有的價值取向及曆史發展趨勢，涵蓋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習俗。從這個意義上，中篇小說《製片人》以文學的方式，呈現了時代精神境遇的某種隱喻，書寫了我們這個時代藝術可能遭罹的命運。
“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了理想不惜傾家蕩產，不惜身家性命；“我”是注重內心感受的人，熱血真誠，滿懷赤子之心；“我”是作家，柔軟細膩，心地純淨情懷浪漫——所有這些精神品質，注定了“我”在堅硬的現實壁壘麵前，頭破血流的慘敗。作為製片人兼編劇及導演，“我”身陷劇組的“江湖”，親身經曆了藝術誕生的陣痛，親眼見證了藝術綻放的光芒，切膚感受到了藝術命運凋零的寂寥，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藝術被誤讀、扭曲甚至褻瀆的悲苦無奈。與“我”相對應的是素琴。素琴是電影中的女一號，小說對素琴的刻畫，雖然著墨不多，但筆力飽滿，生動傳神。素琴的獨特性格固然是她童年經驗的精神映射，但成年之後，所謂“圈子”對她的心靈磨礪以及與導演李堡的情感糾葛，何嚐不是鑄成其性格氣質的深層動因。可以說，這個所謂的“圈子”，以及這個時代的某種痼疾，成為素琴最終自戕的直接推手。這把特立獨行的“素琴”，注定隻能在另一個虛擬世界被孤獨彈奏。
與素琴的高貴、空靈、唯美和憂鬱的精神氣質形成強烈對比，二十歲的女演員豔豔則是另一類典型人物，她媚俗，功利，世故，長袖善舞，八麵玲瓏，對名利有著赤裸裸的熱愛，以及近乎決絕的攫取，並且，最重要的是，豁得出去——所謂的尊嚴、名譽、人格，都可以像蛛網一樣輕輕抹去。年輕的豔豔在圈子裏，在這個時代，如魚得水，左右逢源，這無疑同她深度契合了這個時代的精神氣質有關。然而，即便年輕短視如豔豔，也能夠真切地看清自己的結局。“其實，素琴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這是小說結尾處，豔豔在素琴墓前的自我宣判。其實，這何嚐不是對時代精神疑難的宣判？隻不過，豔豔們身在其中，身不由己。相對於個體，時代的巨手何其強大，它把人們推入某種命運的軌道，對他們進行不由分說的精神強暴，任由他們掙紮輾轉，奔突呼號，遍體鱗傷。
而製片主任吳一根們，導演李堡們，素琴後媽，劇組各色人等，都是淹沒在時代列車滾滾征塵中的小人物。他們的精神底色與這個時代的病灶是同一譜係。精神找不到注腳，靈魂無安棲之所。他們隻能在短暫的“懸空”中苟且偷安。在這個烏煙瘴氣的劇組中，“我”和素琴之外，唯一的亮色，是臨時雇傭的司機鐵仔。貧窮，但忠直無欺，固守著一個“人”應有的道德底線。
小說運用了“戲中戲”的敘事策略，敘事者“我”，是小說中的女主角，而素琴，是電影《幻影》中的女主角。從某種意義上，“我”即是素琴，素琴即是“我”。“我”與素琴是精神上的姊妹，惺惺相惜，血脈相通。“我”和素琴相類的精神氣質，在現實和虛構中相互纏繞，互為表裏，有著驚人的交錯與重疊。於素琴這個人物中，“我”寄托了真摯的情感和對世界的全部美好期許與想象。素琴是“我”孜孜以求的理想的某種鏡像。素琴的自毀，亦是“我”的自毀。所不同的是，素琴毀滅的是肉體，我毀滅的是精神，是價值的崩潰，是理想的幻滅。小說結尾處，故事發生了戲劇般的陡轉——我的戲起死回生，大賣、大紅。而這一切，卻源自素琴之死。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隻有完成精神的自戕，才能夠死而後生——這是小說最有力量的一筆。